理學鼻祖 周敦頤
（1017——1073）
一、銳於求誌 得聖賢不傳之學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
停杯厭飲香醪水，舉著半餐淡菜盤。
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
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春陵隻一般。
這首詩是周敦頤50歲（公元1066年）在永州做通判官時寄給家鄉族人的自況詩。從詩中可以看出，他雖然做官多年，並未由此而改變自己的儒士本性和對聖人之道的執著追求，一直過著亦官亦儒的生活。另外也可看出，周敦頤在物質生活上並不寬裕。
從26歲開始，周敦頤就進入仕途，做了30年的地方官，主要是做司法官，建立了一些政績，受到當時一些士大夫的讚揚。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除了按當時的政治要求做好本職工作之外，周敦頤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對儒學的研究與傳授之中。因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獲得了很高的聲譽。下麵概略介紹一下這位理學開山祖師的行事與為人。
周敦頤，字茂叔。原名敦實，因避宋英宗舊諱改名敦頤。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諡號元，稱元公。他曾建書堂於廬山之麓，因堂前有一溪，乃以其家鄉濂溪為之命名，又將其書堂取名為濂溪書堂，晚年定居於此，故後人又稱他為濂溪先生，把他創立的學派稱為“濂學”。其父周輔成，賜進士出身，官至賀州縣令，於周敦頤15歲時去世。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年），年少的周敦頤隨其母從營道到京師開封，投靠舅父龍圖閣直學士鄭向，在鄭的撫育下成長。24歲時，因其舅父的蔭子關係，被朝廷任命為洪州分寧縣主簿。到任後，該縣有一疑案久不能決，周敦頤在解決此案中便初次顯示了他的才能。慶曆四年（1044年）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第二年，南安有一獄四，法不當死，而轉運使王逵卻決定嚴加處理，眾官雖覺不當，但他們懾於王的權勢，不敢出麵講話，惟敦頤獨能據理力爭，王逵不聽，他便棄官而去，氣忿地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宋史·道學一》本傳）王逵終於省悟，放棄了原來的意圖，囚犯免於死刑。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響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同他結為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敦頤為師受業。是年冬，移郴州郴縣（今湖南郴縣）縣令，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改任桂州桂陽（今湖南桂陽）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陽皆有治績，得到了達官們的賞識和推薦，於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今江西南昌）。到任時，當本地人得知他就是當年在分寧做官時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頤，就高興地說：“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同上）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簽書署合州判官，共計五年。嘉祐六年（1061年），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次年移知南康軍。熙寧五年（1072年）定居於廬山濂溪書堂，次年六月病死於此，終年57歲。
縱觀周敦頤的政治生涯，其官階並不顯達，始終是地方官吏，如主簿、縣令、州判官、知州軍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其政績亦表現在司法工作之中，在當時算得是一位清官。後來黃庭堅稱頌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誌，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同上）。又《年譜》記載說：“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四十餘畝，畀周興耕之。”潘興嗣說周敦頤在洪州南昌做官，得過一場大病，去看望他時，“視其家，服禦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濂溪先生墓誌銘》）。《年譜》又說：“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乃分司而歸，妻子囗粥或不給，曠達不以為意。”這些評語，不免有溢美之辭，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頤在精神生活上不失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質生活上確實是比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頤一麵做官，一麵潛心於儒家學說的研究和傳授，他既是一個官員，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學大師。據《年譜》說，他在郴縣為縣令時，“至縣，首修學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與士大夫廣為交結，“士之從學者甚眾”。在代理邵州時，更是大開講學之風。當時的荊湖北路轉運史孔延之在《邵州新遷學記》中讚頌他說：“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設施，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為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為先”（《周子全書》卷17）至此，周敦頤已被看作是一位應當青史留名的儒學大師了。周敦頤在邵州還寫了《邵州新遷學釋祝文》，其中稱頌孔子說：“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宮可忽歟！”（同上）。這說明他也認為自己是複興儒學、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師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頤門下受業，為時不到一年，受其薰陶極深。《宋史·道學傳》稱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程顥亦有自述雲：“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學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宋元學案·明道學案》）所謂“尋顏學仲尼樂處”，就以追求學做聖人的樂趣，把學做聖人作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後來，周敦頤又把自己著的《太極圖說》傳給二程。二程所學雖不完全出自周敦頤，但受周的啟迪確實很深。南宋時期的胡宏也讚譽周敦頤“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這個說法是有其根據的。
在周敦頤的傳道講學活動中，表現出他是一位善於啟人心智的高明導師。據《宋史》記述說：“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如此。”程頤的學生侯師聖聽不懂老師所講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頤請教，經周的開導與啟發後，茅塞頓開，程頤知道後，立即猜測到，這個學生一定向周敦頤請教過了。這件事不僅說明周敦頤啟發了侯師聖，同時也說明程頤當年受周的開發教導記憶猶新。另據周敦頤《年譜》記載，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為提點江東刑獄時，聞周敦頤之名，特向他請教，二人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由此可見，周敦頤不僅善於開導人，同時也說明他當時在學者中具有很好的社會影響。
周敦頤的著作，流傳於今的有《太極圖說》、《易通》（又名《通書》）、《愛蓮說》、《拙賦》等。據考證，已佚亡的著作還有《娘說》、《同人說》各一篇。《垢說》和《同人說》都是對《周易》六十四卦中娠、同人兩卦的解說，它們是獨立於《易通》之外的兩篇著作。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極圖說》和《易通》之影響為最大，這兩部書集中體現了周敦頤所開創的宋明理學的思想基礎，塑造了兩宋理學的雛型，為爾後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的建立提供了核心的骨架，所以周敦頤被譽為“得聖賢不傳之學”的理學開山。
二、情誌清高 寓懷於塵埃之外
周敦頤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其地位並不顯赫，生活也比清苦，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員。他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風上，不與世俗同汙，在精神生活上具有自己的獨特性格。他既是一個官吏，又是一位儒師，既自詡為儒學正宗，又兼有佛閣風骨和仙過氣派。身雖在官，又常寄情懷於方外。詩人黃庭堅評論他說：“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誌，終在邱壑。”（《濂溪祠並序》，《周子全書》卷19）。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頤出任虔州（今江西贛州市）通判，路過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時，愛廬山之勝，乃有卜居之心，於是乃築堂於其麓，書堂前麵有一溪流，發源於廬山蓮花峰下，將其取名為濂溪，決定退休後定居於此，以遂其隱居山林之誌。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他寫了一篇文字優美、寓意深刻、至今仍被人們愛慕和樂於欣賞的好文章《愛蓮說》，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懷和道德品性。全文隻有二百餘字，不妨抄錄於下：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餘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溢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稱蓮花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自己。以為自己身雖在官，但並不追求榮華富貴，隻想做一位高尚的“君子”，希望象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清遠溢香，亭亭靜植”，既是一個高尚的“君子”，又是一個自性清淨、佛性常住的方外之人。周敦頤的“濂溪書堂”又名“愛蓮堂”。據傳，發源於廬山蓮花峰下的濂溪的水中有蓮。廬山也曾經是東晉高憎慧遠同陶淵明等人組織“蓮社”的故地，是個佛教勝地。周敦頤在這裏寫作《愛蓮說》，與佛教頗有關係，據專家們考證分析，蓮花本為佛教之花，佛經《華嚴探玄記》就用蓮花來比喻真如佛性，如書中說：“如蓮花自性開發，譬如真如自引開悟，眾生若證，則自性開發。”又說：“如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如真如四德，常樂我淨。”《愛蓮說》表現了周敦頤思想中，接受並溶彙了佛家的佛性說，他用蓮花的特性比喻為天賦的人性至善和清淨不染。以“出於淤泥而不染”的蓮花之性，說明理想的聖人之性，說明聖人之性的至善至美。在周敦頤看來，淤泥好比那汙染人性的人欲，為達到聖人的至善境界，就必須去汙存淨，去欲存誠。這種思想也充分體現在他的《太極圖說》和《易通》之中，這是他巧妙地吸取了佛教思想，用以完善儒家人性道德論的一種表現。
周敦頤不僅受佛教思想影響較深，同時也接受了道教思想，他的《太極圖說》，就把道教的世界觀與修煉方法融和於儒家經典，是對儒家思想進行充實和再造的成果。他的新儒學思想，就是將佛、道思想中可為儒學容納的東西彙通於儒家學說的產物。朱熹稱周敦頤有仙風道骨：為周敦頤作《墓碣》的蒲宗孟說他“以仙翁隱者自詡”，“與高僧、僧人跨鬆夢，躡雪嶺，……彈琴吟詩，經夜不返”。他自己也常常作詩，寄情於仙道之境。如在《題豐都觀三首》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