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開山 張載
（1020——1077）
張載是北宋著名的哲學家，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因為他家居關中，他開創的學派後人稱之為關學。張載的關學與同時代周敦頤的濂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南宋朱熹的閩學，並稱理學四大派。封建王朝在張載死後給予了他崇高的榮譽二宋理宗封他眉阝伯，“從祖孔子廟庭”。明清兩代，張載的著作都被認為是理學的代表作，是開科取士的必讀書。他的學派和他的哲學思想，在宋以後的中國文化中有重大影響。他創設的、“以氣為本”的唯物主義宇宙論，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係統地以氣和陰陽說明世界運動的哲學體係。
一、研百家之學 歸六經之業
張載字子厚，祖上世代居大梁（開封）。他的家庭是一個仕宦世家。祖父張複，在宋真時任過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朝官至殿中丞，出知涪州，後來就死在涪州任上。父親死時，張載和他的弟弟張戩都很年幼，沒法回故裏，於是僑居鳳翔眉縣橫渠鎮（今陝西眉縣橫渠鄉），所以後人又稱他為張橫渠。
張載幼年早熟，父親還在時，他剛開始從師讀書，就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誌向和學習的自覺性，得到家人的讚賞。父親死後，環境的鍛煉，更養成了他一種自立精神。他刻苦地學習，興趣非常廣泛，當時的各種各樣的知識，他都加以廣采博收。他與陝西分阝縣人焦寅關係很密切。焦寅喜歡研究和討論軍事問題。年輕的張載也喜歡議論軍事與邊防問題。因為當時的陝西一帶，正受到西北邊的西夏國的侵擾。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21歲的張載決心投筆從戎、立功邊陲。他給當時的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地區軍務的範仲淹寫信，表示願意聯絡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現在的甘肅一帶）。範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學術上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從信中看到這個青年有遠識，能成大器，就勉勵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引導他讀《中庸》，學儒家之學。範仲俺的指導，對他以後走向學術道路，有很重要的影響。
張載按範仲淹的指引，讀完了《中庸》，但他並不感到滿足，他堅持在學術上進行自己的探索。他研究《老子》、《莊子》和道教的書籍，也閱讀佛教的著作，經過研究和比較，最後他還把自己的學術放在儒家文化，以儒家的六經為依歸。
兩晉南北朝以來，儒學的地位有所降低，佛教、道教盛行，到隋唐形成三教並行的局麵。經過唐末五代的大動蕩，人們感到：傳統儒學無論是章句之學或者是天人感應理論，都不能繼續擔負起維護綱常名教、維係傳統文化價值體係的任務。而佛、道二教崇尚虛無、不涉實際事務，更不適合社會政治的需要。重新確立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價值體係，就需要對儒學進行再創造，這是北宋時代的文化思想界的任務，範仲淹關於讀《中庸》的指導反映了這種時代的思潮。年輕的張載，他開始並不願意把自己的學術局限在儒學一家之內，他要探索，要比較，因而廣采百家之學，最要的是佛教和老莊。一個是外來文化，經過晉、唐時代在中國迅速的傳播，已經能與儒家爭席。另一個自先秦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依附在它身上，產生了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張載和同時代的周敦頤、二程兄弟，都無例外地研讀過佛、老著作並從其中吸取了哲學營養。他們都看到過去的儒學，隻講倫理、政治與人事，而與宇宙本體論脫節的傾向，所謂天人二本。於是他們在批判佛道之學空虛不涉世事的同時，又學習了佛道思想建立在哲學本體論上的方法，來解決儒學體用分離的問題。
張載努力學習當時的各種自然科學，他不象周、程那樣從佛道二家吸取宇宙本體論的內容，而是決心走自己獨立的學術道路。他把當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結合到儒家的哲學中，從儒家六經中講宇宙論哲學最多的《周易》入手，撰寫了《橫渠易說》，這是他創立自己哲學體係的開端。《宋史·張載傳》說他元花初年曾經到京城講學，坐在虎皮椅上講《周易》，聽講的人很多，可見他對自己的思想和學術是很自信的。
張載的學問沒有係統的師承，他從無所不學到返歸儒宗，與範仲淹的引導有一定關係。他研讀佛道而不援用佛道的思想內容，卻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以《周易》為理論框架建構自己的體係，與關中傳統的學風有一定聯係。早於張載的關中學者如申顏、侯可等人，他們的特點也是注重自然科學，講求學貴實用。張載雖然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但地域文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張載的學術，主要來自他自己刻苦的學習和探索，在構造新儒學的潮流中，能開風氣之先，也得益於與同代學人的交流。他與洛陽二程兄弟是親戚，論輩份，他比二程大一輩，二程稱他為表叔，年紀也比二程大十來歲，由於共同的理論愛好，他們之間過從甚密，經常討論學術問題。就在京城講易學的時間，他們一起討論了道學的宗旨。據原是張載學生、後來又為二程弟子的呂大臨描寫這次討論的情況說：“先生渙然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所謂“吾道自足”，一方麵是說儒學的道統本來就可以包容一切，不必借助佛教、道教等其它流派。同時也說明張載創立新的儒學體係的信心。後來二程的弟子為抬高自己學派的地位，想把張載的關學說成學自二程，被程頤本人斥為“肆無忌憚”。說張載的學術學自比他少十幾歲的晚輩二程兄弟，當然是悖於事理，不過關學與洛學之間有思想交流，這倒是合乎實際。
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探索，張載終於確立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經37歲了，這一年，他考取了進士，開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於禮教 經世以致用
張載一貫的主張是為學須與政術結合，他大力宏揚孔孟儒學的目的就是要有益於實際的治道。關中學風的特點除了重視自然科學外，就是特別重視“以禮為教”。還未及第時，張載在關中已經有很高的聲譽，文彥博在長安任通判時，曾聘請他到學宮講學，得到長安士子的尊重。登進士第後，開始授祁州司法參軍，以後又到丹州雲岩縣當縣令，在縣令這種親民之官的位置上，他開始貫徹自己“明禮教、敦風俗”的政治主張。他任雲岩縣令期間，經常在一個月中選擇一個好日子，準備一點酒席，召集鄉裏的老年人到縣衙裏來聚會，他親自向老人們敬酒，目的是要人們學習和發揚養老、尊老的傳統，同時借此機會了解民間的疾苦，另外，還要借助這些鄉老，傳播自己忠孝仁愛的政治倫理觀念。他常常發布有關道德教化的“教告”，為了將這些“教告”的內容貫徹到鄉民中去，他還經常把基層的鄉長們召集起來，當麵教諭，再要他們教諭鄉裏百姓。有時走在路上遇到鄉民或者鄉民有事到縣衙裏來，他就要詢問某個時間某鄉長告訴你們某個事情沒有，如發現有些人打折扣沒有傳達，就要追究這些鄉、裏基層官吏的責任。
張載倡導的“明禮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禮儀製度。首先，他力圖使自己的言行舉止合乎這些禮儀規範。對他的學生門徒，他教他們灑掃應對，攜老撫幼之禮；在家裏，對未嫁之女，也讓他們參加祭禮，熟悉一些日常的禮儀規則。他認為當時民間的喪葬、家祭這些大禮，不合古禮的規則，提倡改從古禮。經過他的倡導與身體力行，關中一帶形成講禮、重禮的風俗，用張載自己的話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
張載在任地方官期間，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時，也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際事物，如興辦學校，救災，發展農業生產。當時北宋王朝經常受到遼和西夏的侵擾，而最高統治者卻采取一種防內虛外的治策，致使對外戰爭經常失敗。張載對這種邊防積弱的局麵感到很憂慮，他青年時代那種為國效命的豪壯氣概仍然沒有消磨掉。他寫了《邊議》一文，討論守城、積蓄、擇帥、用將、養兵等邊防問題。在渭南時，他直接為渭帥蔡子正出謀畫策，對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麵應采取的措施。他曾經提出在邊防城市實行族閭鄰裏自保的辦法，這個辦法是讓鄉民自己武裝起來，保家衛國，“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即可以克服朝廷國防費用龐大而邊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難，又使老百姓無顛亂之憂。這個兵民結合的主張，對於保衛國防誠然是一種有效可行的辦法，但一心隻考慮自己統治是否穩固的趙宋皇朝，不會采用這種武裝鄉民的大膽主張。張載這些建議和主張表現出他為學注重實用的精神。
他長期生活在基層，十分了解民眾的疾苦，麵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勢，貧富尖銳對立，社會危機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災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餓死道路的慘狀，他常常對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糧食太粗糙了，想給他舂一下，舂細一點，他告誡家人說“到處有餓死的人，我們吃粗糧蔬菜都應感到慚愧。”他試圖從古代儒學的政治理想中，尋求一種改造社會的方案，這於熙寧變法的改革思潮是同步的。不過在具體方案上，他卻不讚成王安石的變法方針。
熙寧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相，準備實行變法。禦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存張載，說他“學有本源”。神宗於是召他進京，與他討論治國之道。他闡述了自己以三代之治為目標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托古改製是古代改革的傳統模式，王安石變法也是拿《周禮》作依據的。神宗聽了他的話很讚賞，準備立即重用他，但他推辭了，說他剛從外任上來，不熟悉朝政，等觀察幾個月以後看能不能有所貢獻。以後王安石又找到他，請他出來參與新政。他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就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委婉地表示自己的主張有所不同。張載的改革主張和王安石的變法在改變貧富不均這一點是相同的，但方法和手段卻不相同。王安石首先是以法律手段，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這樣就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但這些新法也沒有馬上給農民帶來解決貧困的實惠，同時，變法與守舊，新黨與舊黨，南派與北派的鬥爭又交織在一起，使得鬥爭更加複雜。在這場鬥爭中，張載雖然采取中立的立場，但他原來的關係卻與舊黨比較接近。於是，王安石命他到浙東審理一個案件。第二年，案件審理完了，回朝複命，正碰上他的弟弟張天棋上書反對變法受到貶職的處分，他感到很不安。他的做官本來是為了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激流勇退，辭官回鄉，繼續他的學術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