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亞聖 孟子
（前390—前305）
孟子，是先秦儒學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長期以來，他被人們尊為“亞聖”，奉為孔子思想的正宗嫡傳。無論是宋明理學，還是現代的新儒家，無一不歸宗於孟子。除孔子外，孟子可以說是曆代大儒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人物了。
一、生平和時代
孟子名軻，據說字子車，是魯國有名的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同叔孫、季孫均出身於魯國公室，是魯桓公的庶子，史稱“三桓”。孟孫氏的嫡係稱孟孫氏，其餘支子就改稱孟氏。先秦時期，姓、氏為二。如按先秦的標準嚴格區分姓和氏的話，孟子當為姬姓、孟氏。
孟子雖係周公旦的後代，祖上曾有過顯赫的聲勢，但孔子在世時就已發現，由於“陪臣執國命”，“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論語·季氏》）。到戰國中期，曆近一個半世紀，孟孫氏罕見史書提及，這種衰微之勢就更加明顯了。可能正是由這一原因，孟子的祖上就從魯國遷到鄒國，故司馬遷和趙歧都說“孟子，鄒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題辭》）。
孟子大概生於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死於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終年85歲。他的父母，可信的記載很少。據《春秋演孔圖》以及《闕裏誌》等說，其父名激，宇公宜；母姓仉（音掌）。
在孟子的早年教育中，孟子之父默默無聞，對他教育有功的主要是他的母親。因此，後代廣為流傳“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等故事。孟子幼年時甚得母教，這對他後來一生影響至大。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是孔子之嫡孫子思的再傳弟子。後來人們以“思孟”並稱，除了他們思想上的一致外，與這種師承也是有關的。
孟子學成之後，就開始“周遊列國”，以學於諸侯。他遊說諸侯的第一站是齊國，其時約40多歲。他本想通過正在“一鳴驚人”的齊威王施展其“仁政”理想，但不受齊威王的重用，隻是被任為客卿。他聽說宋王偃將要推行“王政”，就約在公元前323年之時離齊赴宋。但宋王偃並不打算接受孟子的主張，孟子隻得“遠行”，回到他的家鄉鄒國。在鄒國，鄒穆公曾向他請教為政，屋廬子、曹交、然友或向他問禮，或向他問學。而滕文公斷然實行“三年之葬”，就是聽從了孟子的指教。
公元前322年，魯平公即位，用孟子弟子樂正子為政。孟子趕赴魯國，由於樂正子的推薦，魯平公準備乘車去見他。但因嬖人臧倉進讒，說孟子“後喪逾前喪”，不能算作賢者，於是魯平公取消了這次會見。孟子在失望之下又隻好返回鄒國。剛即位不久的滕文公禮聘孟子至滕，孟子在滕很受滕文公的敬重，他不但帶一邦弟子館於上宮，而且滕文公還多次向他垂問治國大計。孟子於是係統地推出了他的“仁政”主張，並教以“小國事大國”之道。這時，農家的許行和陳相兄弟都來到了滕國。孟子與陳相辯論，用社會分工論、“物之不齊”說駁斥許行之說。大約在公元前320年，孟子聽說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史記·魏世家》），就離滕赴魏，來到了魏都大梁。
孟子一到魏國，梁惠王就向他請教治國之道，孟子以“先義後利”、“與民同樂”、“勿奪農時”、“謹庫教之教”、“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褥”等一係列政見折服了他。可是，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未能實行孟子的主張。他的兒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覺得他不像一個有為之君的樣子，就失望地離開了大梁。
公元前321年，齊威王卒。齊宣王即位，喜愛文學遊說之士超過了梁惠王。鄒衍、淳於髡、慎到、田驕、環淵等著名學者齊集齊之稷下學宮，宣王賜之以高弟，賞之以大夫之祿，使之“不治而議論”國事。孟子得知消息，便帶領他的弟子，經由範、平陸而到齊。
在齊國，孟子受到從未有過的禮遇，齊宣王授與他“卿”之高位，派他出使滕國，並屢屢向他問政。齊宣王喜好“齊桓晉文之事”，而孟子卻大談他的“仁政”主張（《孟子·梁惠玉上》）。從“土地”方麵，他提出了“製民之產”、“恒產恒心”、“不征不稅”等說，在“人民”方麵，他強調保民而王”、“樂民之樂，憂民之優”、“為民父母”說；在“政事”方麵，他嚴厲批評王公大臣，斥之為“汙君”、“不肖者”，並且聲言對無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時竟弄得齊宣王或“勃然變色”，或無言以對，隻好“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啥將王位讓給了其相子之，引起了燕國內亂。齊大臣沈同私下問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認為可以。但齊宣王派匡章伐燕，孟子卻認為是以暴伐暴（《孟子·公孫醜下》）。齊軍攻下燕後，齊宣王想吞並它，征求孟子的意見，孟子認為要視燕國百姓而定。取燕後，麵臨著諸侯幹涉的威脅，齊宣王又問計於孟子，孟子勸他速從燕國撤兵（《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拒不接受，結果君臣之間矛盾越來越大。齊宣王為了緩和矛盾，準備召見孟子，孟子卻稱病不朝。第二天卻又出去吊東郭氏。齊王派人來問病，並派來了醫生。孟仲子使人半路上阻攔孟子，勸他去朝見齊王，孟子卻躲到景醜家留宿。麵對景醜的指責，他卻答以“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認為不能以爵尊而輕慢齒尊和德尊（《孟子·公孫醜下》）。
公元前312年，燕人叛齊，齊宣王吞並燕國的計劃徹底告敗。為此，他自覺“甚慚於孟子”。齊臣陳賈在孟子前替齊王辯護，遭到了孟子的指責（同上）。自此，孟子就要辭去卿位，離齊還鄉。宣王主動去見孟子，表示挽留，並打算在臨淄城中給他一幢房舍，予以萬鍾的厚祿。孟子卻不接受，決計離齊。在回鄒國的途中，孟子心情非常複雜。他在齊邊邑晝連住了三晚，希望齊宣王改變態度，親自來晝挽留他。但齊宣王始終未來，他才在失望中離開了齊國。
孟子歸鄒之後，又到宋國活動，與宋輕相會於石丘。孟子肯定了來輕的弭兵之誌，但認為“懷利以相接”不如“懷仁義以相接”（《孟子·告子下》）。
公元前312年，孟子由宋歸鄒。他遊說諸侯，遍曆齊、魏、宋、魯、滕諸國，奔波了35年而始終實現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隻好歸隱故鄉，一邊從事教學，一邊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醜等人一起著《孟子》一書，記敘他一生的行事，闡述其思想學說。公元前305年，孟子老死於家鄒國，享年85歲。
孟子生活於戰國中期，這是中國社會形態發生劇變的時期。這時的社會，“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劉向《戰國策書錄》）。春秋時代還有的大大小小的一百多個國家，經過長期的混戰，這時已基本合並為秦、齊、楚、魏、趙、韓、燕七國，統治者“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戰的必然結果，是由分裂走向統一，由稱霸走向圖王。
為了在爭戰中獲勝，進而由自己一統天下，戰國七雄此時掀起了變法運動的高潮。魏國率先變法，李俚“盡地力之教”，編著《法經》，強調保護私有財產，限製舊貴族的特權。吳起在楚國執政，將魏國的變法運動帶到了楚國。申不害在韓國為相，實行改革。齊國則任用鄒忌，推行法家政策。但影響最大、最為徹底的則首推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這些競相進行的變法運動，給奴隸製的傳統勢力以致命打擊，為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發展掃清了道路。郡縣製開始取代分封製，封建官僚製度開始取代世卿製度，俸祿製度開始取代世祿製，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封建生產方式正逐漸取代井田製，隨著國家獎勵耕織，獎勵軍功政策的實行，新興的軍功地主階級開始出現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舞台上。這一切，又刺激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
麵對戰國以來的巨變，士人們提出了治國的藥方，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百家爭嗚。孟子時代，對儒家學說威脅最大的是墨子學派、楊朱學派、農家學派，此外還有道家學派和法家學派。孟子的思想，也是在與這些對立學派的反複駁難、互相攻詰中闡發出來的。針對法家的唯利是圖、唯力是求，孟子倡言仁義，以王道對抗霸道；針對楊墨兼愛、為我之說，孟子強調人倫綱常對於人類的重要；針對許行學派的平均主義，市賈不貳的主張，孟子堅持社會分工，強調“物之不齊”的必然性；針對告子的性無善惡說，孟子堅持仁義禮智根於心……總之，孟子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我們隻有將其置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才能正確地認識它；我們隻有將它與其同時代的思想家進行比較，才能對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二、性善論
人性是什麼？這是思想史上一個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孟子是中國思想家中第一個係統地論述了人性善的哲人。他的性善論，不但是其倫理思想和“仁政”學說的邏輯起點和理論依據，是其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而且對後世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孟子開始談論人性問題，是由與合子的駁難引發的。告子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給人性概念下了定義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人性論思想引起了孟子的深刻思考。告子人性思想的內容，歸結起來，大致有三：
第一，告子給人性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認為“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
第二、他又進一步闡明了人性的涵義：“食、色，性也。”（同上）
由此，他又得出第三點認識：“性無善不善。”（同上）為了證成這一觀點，他借助比喻，進行了一係列論證：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無分子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性猶杞柳也，義猶囗囗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囗囗。（同上）
什麼叫做人性？“性”概念指的是什麼？孟子與告子有一致的認識，更有不同的認識。在承認“性”是指人的生性這一點上，孟子同於告子。但是如何評價這種生性，孟子卻和告子有不同的看法。
孟子的人性概念實際含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他說：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與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
龐樸通過對長沙馬王堆出上的帛書《五行篇》的研究，提出“聖人之於天道也”應為“聖之於天道也”。其說既有內證，又有外證，朱熹《四書集注》早已疑之，其說可從。
孟子肯定“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是性，這種性是什麼呢？就是告子所謂“食、色”之性、“生之謂性”之性。這就是說，孟子也承認人的自然屬性是人性。但是，孟子又認為這種食色之性是天然生成的，不但人具有，別的其它動物也具有，因此，它不足以區分人與動物，不是人類所具有的特殊屬性，不能反映人的本質屬性，所以，“君子不謂性也”。由此可知，在孟子看來，君子之所謂性，有它的特殊意義，這就是指人的特性，人的本質。
這樣，孟子所謂性也就有了雙層意義：一是食色之性，指人的自然屬性，這是當時的通說；二是指仁義等道德觀念，是人類所具有的本質屬性，這是君子所謂性，是孟子創造的賦予人性的新義。
對於這兩種性，孟子認為它們有不同的來源，是不同的身體器官產物。他說：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盡心上》）
君子稱為性的，反映了人的本質屬性的仁、義、禮、智、他認為根植於心，是心這種思維器官的產物。他認為“從其大體為大人”，順從心這種大體之性，就是君子。而告子所謂性，他認為是耳、目、鼻、口、四肢的產物，雖然人皆有之，但不足貴，“從其小體為小人”，順從這種小體之性，隻能成為小人，不能真正地體現出人的特質。
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孟子與告子的人性之爭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告子認為是人性的，孟子說，這雖然是人們所說的性，我也承認；但它不是“君子所性”，不是真正能夠反映人的本質屬性的人性。而孟子所認為是真正人性的，告子卻說，“生之謂性”，這些東西是後天的人為，不是人類生而就具有的自然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