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思潮給曆史研究帶來的危害
一，學術研究與政治問題劃不清界限。曆史研究本來是學術問題，但在過去往往被搞成政治問題，這樣誰在政治上掌權或在學術界稱霸，誰就是勝利者，不給對方爭辯反駁的機會，在這方麵可能受了蘇聯的影響。40年代在蘇聯的生物學界出現了米丘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之爭。當時在蘇聯，以李森科為代表的生物學家把美國摩爾根學說看作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荒謬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東西，大張撻伐。有人對李森科的專橫霸道，不尊重科學的狂妄態度提出異議時，就會受到大肆圍攻和人身攻擊，會受到迫害。李森科把一個學術問題硬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依靠政治力量，粗暴地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學者，這根本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在蘇聯，摩爾根學派被壓下去了。但這不等於真理在李森科手裏，摩爾根學派在歐美各國得到充分發展，取得很大進步，而蘇聯的生物學卻大大落後了。
蘇聯生物學界這一幕醜劇直接影響到我國，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上海生物學界也演了這樣的一幕。這種歪風也影響到史學界，在反右運動前夕，天津南開大學雷海宗教授因在課堂上講了中國沒有奴隸社會的話，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被誣蔑為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學術權威。在一些人的眼中，一切社會都必須經過五種社會發展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中國是一個有古老文明的大國更不可能沒有奴隸社會；誰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誰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就是反黨。這種荒謬邏輯把學術問題硬搞成政治問題。今天怎麼樣呢？主張一切民族必須經過五種社會形態的學者恐怕很少了，反之，主張中國沒有奴隸社會的人反而多起來了。歐洲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等，都是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這是恩格斯論證過、蘇聯學者也承認的。亞洲就更多了。有些人讀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把五種社會形態看作不管古今中外，一切國家都必須經過的教條，可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這樣的論點。我國古代有沒有奴隸社會，是值得研究的學術問題，現在還不忙下結論，更不應當扣帽子。學術問題的討論不用百家爭鳴的辦法去解決，卻用打棍子的辦法去壓服人，是徒勞的。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這是真理，到今天還適用。
十年動亂期間，“四人幫”及其爪牙大搞影射史學，偽造儒法鬥爭史，大批特批孔子，一時鬧得烏煙瘴氣，天昏地暗。可是不久，“四人幫”倒台，陰霾盡掃，孔子並未被打倒，儒法鬥爭史成為笑柄。“四人幫”對正直的史學家大肆迫害，但並無損於這些學者們的日月之明，不過徹底暴露這些反動分子的醜惡嘴臉罷了。
二，把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每一句話都看成絕對真理，甚至把他們神化，對他們隻有頂禮膜拜，不許有任何懷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史學界逐漸產生思想僵化現象。就是說，對馬克思主義大師的言論產生迷信和崇拜，把他們的每一句話（不是根本理論）都看作永遠正確、永不變動的絕對真理，好象曆史工作的任務隻是用曆史來證明他們的言論的永遠正確性，不許有懷疑或不同意見。這種想法和做法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的。這樣一來的結果，將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僵死的東西，就不可能再向前發展了。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麵裏還要談到。
三，極左思潮給曆史研究帶來的另一個危害，是借口“古為今用”，卻用古人的故事來影射當前的政治、社會，美其名曰為政治服務，實際上是搞影射史學。這種壞作風發展到“四人幫”而登峰造極。“古為今用”這個口號本來沒有錯，古代的曆史家，盡管他們沒有提出這個口號，但實際上是這樣做的。司馬光等編《資治通鑒》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們編書的目的就是用古代史事來為宋代皇帝作戒鑒。但是他們不歪曲曆史，反之，他們力求曆史的真實，所以他們還作一部《通鑒考異》，對不同記載盡可能考辨其真偽。此外還用“臣光曰”的論讚方式表達他們對於曆史事件的看法。建國以後，“古為今用”這個口號被提出來了，但應用這個口號在曆史研究上卻產生不少問題。應用這個口號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就是不能歪曲曆史。歪曲曆史就不能算古為今用，而是搞影射，搞影別就免不了歪曲曆史。翦伯讚曾說過，過去他為了反對蔣介石，也搞過影射，後來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會歪曲曆史，就不再這樣做了。我們應當學習他的實事求是，不搞影射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