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上現存的問題
一，從事實出發還是從理論出發，是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的根本區別。
鄧小平在1978年12月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130—143頁）這個政治口號，是針對極左思潮而提出的撥亂反正、走向四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我以為這個指導思想對於我們的史學工作也是適用的。這裏解放思想尤其重要，他說：“思想不解放”就是“思想僵化”，“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隨風倒的現象就多起來了”，“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了”。大家回想這些年來，我們史學界是不是也有這種情況？解放思想就是要反對教條主義，而教條主義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種種教條束縛著腦筋，搞曆史研究就不能實事求是，往往是把曆史研究當作為某些教條來找肯定它的證據。在兩者發生矛盾抵牾，不能統一起來時，就免不了舍事實而從教條，以致不能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曆史經驗正確地結合起來，這樣也就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說明存在著的許多曆史問題。今天我國史學界存在的問題非常多，幾乎到處都是有爭論的問題。這固然是好現象，可以真正展開百家爭鳴，求得學術上的民主；但從另一方麵看，許多問題長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從50年代到80年代，問題還是一大堆。在史學革新的年代，我們必須取得新的突破。
教條主義表麵上看是很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但實際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多次發出警告，反對教條主義。恩格斯說：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條，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曆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適應這些原則，而是原則隻有適合於自然界和曆史之時才是正確的。這是對於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反杜林論》第35頁，1974年版中譯本）。
從這些話裏，我們清楚地看到，教條主義是為馬列主義大師們所堅決反對的；毛澤東在他的文章中也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直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勝利的取得主要是由於他不生搬硬套馬列主義的條條框框，而是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這種光輝的範例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可是我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到曆史問題時，往往不知不覺地忘記了這點。我們往往把經典著作中的個別論點當作普遍原理，生搬硬套在中國曆史上，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個毛病不僅過去存在，今天也還存在。
教條主義的存在非常普遍而且往往是根深蒂固，因而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鄧小平號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就是要大家從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中解放出來。教條主義的根源何在呢？找到它的根，就可以從根上把它挖掉。我認為它的根源在於迷信：一是迷信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話永遠適用；二是迷信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規律性，就是說，曆史發展的規律能超越時間空間普遍存在，是“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如不破除這些迷信，馬克思主義就僵化了，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先說頭一個迷信。我們應當弄清楚，我們相信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是相信它的最基本的理論，如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後者又對前者起反作用；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相一致；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等等。不是迷信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對具體曆史事件的論點，更不是說迷信他們的每一句話。如果迷信他們的每一個論點，甚至把每一句話都當作是真理，為自己製造不少的禁區，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既然肯定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話絕對正確，於是在研究曆史時，不從實際出發，而從大師們的論點出發，那麼曆史工作者的任務不過是從曆史上找根據以證明大師們的論點的正確性，而不是用曆史事實來檢驗大師們的言論是否正確。另外，許多人還心有餘悸，不敢對大師們的言論產生懷疑，更不要說提不同意見。可是馬克思主義大師們並不否認他們的看法有錯誤，例如恩格斯對於1848年法國革命的看法有這樣的自我批評：
曆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曆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的階級鬥爭》第9頁恩格斯的導言）
列寧在1921年評論戰時共產主義時說：
……為新的社會主義大廈奠立經濟基礎。在這一最重要最困難的事業中，我們遭受失敗最多，犯的錯誤也最多。
我們來打算……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571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導師們並不諱言他們犯過錯誤，而我們則對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不敢稍持異議，這說明什麼？它說明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學習，當然這樣的學習不可避免地要脫離曆史事實，或有意無意地歪曲事實，以遷就教條。
再說第二個迷信，馬克思是否把他所說的曆史發展規律看成適用任何時代，而且一成不變的呢？列寧曾經指出：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種生產關係體係都是特殊的社會機體，它有自己的產生、活動和向更高形式過渡，即轉化為另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規律（《列寧全集》第1卷第388頁）。
列寧這話是不是對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俄國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在評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的研究方法時的話：
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識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一個曆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規律的支配。又說：
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係和支配生產關係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個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
（重點是引者加的）
馬克思對這個評論認為很“恰當”，說他“所描述的正是辯證方法”。由此可見，馬克思並未把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絕對化，他認為每種社會各有各的規律，各個不同民族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決不是完全相同的。試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所論述的幾種社會共同的發展規律來看，在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生產水平的國家來說，顯然不能一律適用，因為它是純粹理論上的高度概括，一接觸具體情況，就不一定能完全適用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相差懸殊，各有各的特點，以適應本國的特殊情況。我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充分證明了，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曆史發展規律，雖然有共同性，但各個國家，因其生產水平不同，曆史條件不同等原因而表現出絕不相同的特殊性。每個曆史工作者應認真考慮，各國社會發展的道路是不同的，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模式來套用。下麵就幾個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1，誰是曆史的創造者？
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人類的曆史中，人是主角，沒有人的活動，就不是人類的曆史。可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卻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歧。分歧在何處？我們引證幾句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著作，問題所在就清楚了。馬克思說：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恩格斯說：
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曆史，卻不管這種曆史的結局如何，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曆史（同上書第4卷第243—244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都明確無誤地指出：1，曆史的創造者是“人們”，這名詞包括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帝王將相，還是勞動人民乃至奴隸；2，這曆史是“自己的”，不是別人的，也不是一般的；3，在曆史舞台上，每個人“追求”“自覺期望的目的”，但是許多人“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往往互相衝突，衝突的結果往往不能滿足每個人所期望達到的目的。這樣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曆史，是各個時代各族人民中人們所創造的，是具體的、錯綜複雜的曆史活動，而不是一般的社會發展史，這是非常明白的。
到了蘇聯，這問題就變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這樣說：
曆史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為帝王將相的行動，歸結為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曆史，勞動群眾的曆史，各國人民的曆史（中譯本第159頁）。
蘇聯學者以此為根據，因而創造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命題，把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們”改為“人民群眾”亦即“勞動群眾”，又把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們自己的曆史變為社會發展史。這樣就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了。
這兩種不同的說法究竟哪個更符合實際，更合理呢？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認為，曆史事件的最終原因應當求之於經濟原因，亦即社會生產力，但人類曆史在其前進過程中，不隻是經濟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各種政治的、思想的、宗教的種種原因在起作用，因此相互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如果單純用經濟原因來解釋曆史現象，就會出現牽強附會或非常可笑的事。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都有不少的論述，這裏引用幾段話，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並不是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恩格斯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曆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係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麵……（同上書第3卷第60頁）
這些話證明馬克思主義大師們雖然承認經濟原因是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但經濟原因不是在曆史上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事實上，上層建築方麵的因素也對經濟因素起反作用，因而形成非常複雜、多樣的曆史畫麵。如果隻有經濟因素起作用，那就成為經濟決定論，而不是曆史唯物論了。經濟決定論把複雜的曆史簡單化了。恩格斯舉德國曆史為例，駁斥了經濟決定論，他說：
恐怕隻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誌的許多小邦中，勃蘭登堡成為一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隻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所決定，而不是也由其它因素所決定……。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誌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台德山脈至陶努斯山脈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誌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誌語的音變的起源，那末，要不鬧笑話，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同上書第4卷第478頁）。
除此之外，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特別提出，在曆史研究中不能忽視偶然性的因素。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們創造著自己的曆史”這一命題，是指各個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所創造的具體的曆史，而不是一般的社會發展史，是非常明白的。
自從蘇聯學者提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提法之後，傳到我國就變成教條。我們的曆史學家拿它作為武器來對抗傳統的以帝王將相為主的曆史，即英雄創造曆史的觀點，這當然有它正確的一麵，但也有它不正確的一麵。例如，馬克思、恩格斯說的“人們”指所有的人，並不是專指勞動人民。不應因反對帝王將相的英雄史觀，就把他們完全排出於曆史之外。所以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說法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這是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的。比如說，講我國長時期的封建社會的曆史，能不能隻講農民起義而不講帝王將相？因為那時他們掌握著政權，起著統治、指揮人民的作用，不講他們這曆史怎樣講法？秦帝國的出現，結束了長時期的諸侯割據狀態，開創了統一大帝國的局麵，當然有它的曆史條件，但秦始皇這個人確實起著領導者的作用，沒有他，未必在那時就會出現統一六國的局麵。秦帝國既成之後，北築長城，南伐南越，如果不是秦始皇強迫人民去幹，老百姓決不能自動去送死，這是不言而喻的。諸如此類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帝王將相在過去曆史中起著領導者的作用，不能一筆抹殺。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曆史博物館為了突出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的作用，以農民起義作為曆史分段的開頭。但是這種陳列法使人看了產生疑問，這些農民起義是怎麼發生的，無法理解。此其一。上引恩格斯的話，明明白白地講“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曆史”，他所說的曆史顯然離不開“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目的，這個曆史人物他所追求的當然不是什麼曆史發展規律或一般的社會發展史，所以我們說，曆史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就象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的戲，離開具體時間、地點、人物就不成為戲一樣。因此把具體的曆史抽象化為社會發展史，那是曆史學家坐在書齋裏研究出來的原理，而不是曆史本身。所以用社會發展史代替具體的曆史，是對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嚴重歪曲。此其二。主張“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這一論點的人強調曆史的規律性，或者說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不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都是這樣主張的，但是他們所說的曆史的規律性或終極原因是怎樣得來的呢？這曆史的規律性或終極原因是不是全世界中每一個民族在任何時候、地點都一成不變的呢？這也是在史學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強調經濟原因是一切曆史活動的最後動力，但是這個規律卻是通過許多具體曆史事件或運動的研究中得來的，他們不可能從頭腦中憑空想出來的。如果那樣，他們就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者了。在前引恩格斯的話中，他雖承認經濟原因是曆史的動力這個規律，但是他同時也承認在曆史活動中各種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他甚至也承認偶然性在曆史活動中的作用。所以由於強調曆史規律性而把異常複雜紛紜的曆史現象簡單化為隻有必然性的規律在起作用，那末曆史研究就成為死板僵化的教條研究了，此其三。
在這個問題上，有人曾對“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的論點提出異議，引起不少人的反對。他們寧肯抱著這教條不放，也不願回到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去，這說明教條主義的框框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多麼可怕。
2，什麼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在最近幾年，爭論很大，而爭論的症結所在，仍然是從理論出發還是從事實出發這個根本問題。誰都知道，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理論之一，但是究竟如何理解它才是正確的，卻是很大問題。有不少人從書本上尋章摘句，對它作片麵的理解，而不顧具體條件、情況，斷言階級鬥爭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真正動力，因而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並把階級鬥爭單純地理解為使用暴力奪取政權，這種左傾盲動的教條，對於社會經濟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危害，已由建國以來的左傾路線和十年動亂所證明。事實勝於雄辯，這本來已無可爭論，可是還有人固執地、片麵地從書本上來論證階級鬥爭是社會前進的真正動力，因此我們在這裏不能不多費些筆墨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作全麵的、正確的理解，不能尋章摘句，輕易下結論。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看的。馬克思在論社會革命的發生時說：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等人的信中說：
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曆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74頁）。
把這兩段聯係起來看，顯然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社會革命或變革正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那是一種武力鬥爭，所以說是直接動力。照馬克思的說法，這種階級鬥爭又必須是在“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與“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因而使生產關係“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時才會發生。這樣，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應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是不錯的。
每當革命風暴襲來的時候，整個社會都為之振動，在19世紀70年代巴黎公社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年代，馬克思主義導師們也受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比如馬克思說過：“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列寧對這句話是這樣解釋的：
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或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象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的社會秩序的創造者的身份出現……（《列寧全集》第9卷第98頁）
假如我們隻從字麵上來理解這些話，是會出毛病的，就是說，它會引導革命者不顧現實條件，片麵強調階級鬥爭，革命暴動，造成左傾盲動主義。
我們不能忘記，馬克思講“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是針對1848—1850年法國的階級鬥爭講的，列寧的話是在1905年講的。都是處在革命鬥爭風暴中或其前夕，對革命的階級寄與熱烈的期望。如果單奉這句話為經典，而到處亂用，是很容易犯錯誤的。我們從前文引過的1895年恩格斯所作的自我批評中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法國政權是在“具有保皇主義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另一方麵，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農民和小資產者，則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因而在革命階級方麵自然產生了一種“幻想”，他們認為“在共同勝利時和共同勝利後，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不是他們，而是已經有經驗教訓的無產階級”。
可是恩格斯明確承認，在資本主義席卷歐洲大陸，正在向前發展，而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力量還很弱小的時候，“在1848年要以一次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的批評正確地指出一切不顧現實，或隻看事情的表麵而不深入探求事情的真實的人總是不免歸於失敗。恩格斯在這裏做了自我批評，實際上也批評了那些把馬克思所說的“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這句話，不顧實際情況，到處亂用的人。這些人是典型的教條主義者。
列寧在革命的前夕也強調階級鬥爭是曆史的真正動力，但他並不主張在革命階級取得政權後還強調階級鬥爭，且看他說：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後，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製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全集》第3卷第509頁）。（重點是引者加的）
列寧這些話非常明確地指出，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是一致的，不是對立的。那就是說，在一定時期，革命鬥爭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手段，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才是鬥爭的目的。因此，脫離發展生產的目的，片麵強調階級鬥爭就是錯誤的。
關於推動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我想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作為總結。他說：
如果我……用曆史唯物主義這一名詞來表達那樣一種對於世界曆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決定性動力是社會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階級和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那末，即使英國的體麵人也不至於太過震驚的吧！（《反杜林論》中譯本1974年版第370頁）
恩格斯這段話，把“社會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就是馬克思所講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和階級鬥爭在推動曆史前進問題上，哪個是主要的，哪個是從屬的，可以說是解釋的最明白不過了。
我們不能忘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建國以來的曆史完全能說明問題。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根本錯誤在於忘記了恩格斯和列寧的教導，不顧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由於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產業革命階段而比較落後，人民的生活還比較窮苦的狀況，不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水平，解決人民的窮困生活上，而片麵強調階級鬥爭，要在這樣貧窮落後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對經濟規律的無知和對社會主義的虛幻的憧憬，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把我國經濟帶到破產的邊緣，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大力撥亂反正，號召全黨全國人民以四化建設為目標，全力以赴，才有今天的經濟複興的美好前景。在這裏有必要引一段鄧小平的話，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