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價值
史料千差萬別，種類很多，使用起來，價值並不一樣。特別是有文字的史料，其價值的大小差異很大。根據作者與他所記敘的曆史事件的時間和地點的距離遠近，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幾類：
一，事件發生時的當事人、當時人的記述，這類史料的價值最高，是所謂第一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為它是殷王占卜的記錄，是當時人、當事人的記錄，與事實出入較小，因而價值最高。現在我們研究殷商曆史主要根據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記·殷本紀》等，因為後者不是當時人或當事人的記錄，所以史料的價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曆史的史料，除了《周書》和一部分《詩經》外，第一手材料便是金文即銅器銘文。銅器銘文殷代已經有了，但一般文字很少，最多不過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別是周代中期以後，銘文動輒三四百字，所以有人說，一篇銘文便頂得一篇《尚書》。這些銘文自宋以來已有記錄，往後越來越多，清代後期銅器大量出土，一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麵的銘文大都已著錄成書。解放以後，考古學家用科學方法發掘出土的銅器更多，尤其是在陝西、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發現。這些出土銅器的銘文，是價值極高的文字史料。這裏舉幾個例子：
1976年，臨潼出土了一件銅器《利簋》，銘文中講到武王伐紂，沒講年、月，但講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滅紂，過去史書都這樣講，但究竟可靠不可靠呢？很難肯定。而現在由銘文得到了證實。
1965年，寶雞出土了一個《何尊》，記載成王五年曾經遷居於洛陽。這件事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現在有了《何尊》的銘文，這件事就清楚了。武王臨死囑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王遺誌營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時遷居洛陽。至於什麼時候又遷回鎬京？現在還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卻補充了成王遷洛的史實。
1975年，在扶風縣發現了一個叫“裘衛”的大貴族做的盉和兩個鼎，上麵的銘文記載了他與其他貴族做的土地交易。這些都是古書中所沒有的，我們隻是從銘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年，在河北省靈壽縣發現中山王的壺和鼎，上有長篇銘文。中山是戰國時的一個小國，春秋時叫鮮虞，屬於白狄，是當時北方的一個民族。中山王舋（有人讀作錯）的壺和鼎上，都用長篇銘文記載了中山國的曆史，其中講到了在齊宣王伐燕時，中山國也趁機伐燕，奪了一些土地財物。齊伐燕事，見《孟子》、《戰國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機伐燕的事卻不見記載。銘文又記載中山王的“相邦”（即國相）名賙，《戰國策》中叫司馬喜，他是司馬遷的遠祖。司馬遷曾在《史記》自序中講到：司馬氏在衛國，有人相中山，指的就是他。關於中山國的記載，過去很少，而這些中山銅器的出土，就補了這個缺。這些銅器在製作上，采用了錯金、錯銀的方法，非常精美，這說明當時的中山國已經完全接受了華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與西周的銅器銘文基本上一致，帶有戰國時的作風。但是有的字寫法很特殊，比如“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說明在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各國文字差異還不小。過去有人認為秦以前各種文字基本相同，從這些銅器銘文看，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發掘物以外，第一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國，光是現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一手材料，就已經很多，並且還在不斷發現。盡管其中多數是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寫的，他們的論述當然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但總還是從不同的側麵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太平軍活動的情況。再如辛亥革命，因為時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多了。有些親身參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現在還在世，他們寫的回憶錄都是親身的經曆，當然是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以上舉了幾個例子，說明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一點應該注意：當時人的記載也並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講農民起義的材料，有些私人筆記盡管是當時人寫的，但其中很多內容得自傳聞，或抄自官書，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一概而論，而是要一部書一部書地作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