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偽的方法
古代偽書既然很多，情況又很複雜，我們在使用它們作史料之前，必須知道如何辨偽。因此在本節裏，我們談一談辨偽的方法。
一，最好的方法是從本書裏找出寫書時代的證據。找出書的寫作時代，也就為解決真偽問題找出了有力的根據。
一個人寫書，思想烙印總要不自覺地表現出來。任何一種書籍，隻有後代引前代的，不會有前人引後人的。托名管仲的《管子》，第一篇《牧民》有一段說：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按“寢兵”之說，是戰國時與孟子同時的宋牼（宋鈃）提出來的；“兼愛”是戰國初年墨子提出來的；“全生”是楊朱的理論。孟子辟楊墨，因為楊墨之學在當時盛行。顯然這些理論是戰國時的，而管仲是春秋初時人，這就充分有力地證明《管子》不是管仲所作，而是成書於戰國時期。《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說法。“尚賢”，也是墨子的口號。而《老子》書中反對尚賢，正說明《老子》成書於墨學盛行之後。再如《老子》書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本體論的觀念，他從“道”是宇宙萬物之起源的角度論述問題，這在先秦諸子中是第一次出現的。《易·係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把“道”看作萬物起源的觀念，它和《老子》可能都是戰國時代產生的天道觀，都是超現實主義的。又如處於戰國後期的屈原在其名著《天問》中，還提出“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問題，這證明在屈原的時代，已有人對天地起源的問題提出質問。《老子》書中所提出的宇宙生成理論，從哲學上回答了這個問題。
再如《中庸》一篇，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宋儒才將它和《論語》、《孟子》、《大學》合在一起，名為“四書”，成為學者必修的書籍。現在有些研究者繼承宋儒的說法，認為《中庸》代表了孔子的孫子子思的思想，甚至還稱其作《論語》與《孟子》一書在思想上有承上啟下的承襲關係。但《中庸》書中卻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些都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的現象，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可見“今天下”的“今”，不是指子思時代的戰國，而是秦統一後的秦朝。這是《中庸》非子思所作的可靠證據。
又如閏月，古人置於年終，名“十三月”，見於甲骨文及金文。春秋各國如何置閏還不太清楚，可能也在年終。年終置閏一直維持到秦時，《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於二世二年書“後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終，“後九月”就是閏月。《左傳》文公元年批評《春秋》“閏三月非禮也”。其實《春秋》乃前年年終失閏，並非此年閏三月，《左傳》的批評是錯的。這樣看來，《堯典》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如果堯時曆法有閏月，殷周反用“十三月”之名，豈非曆史倒退？一個“閏”字，顯然是此篇晚出之證。又如“冬至”、“夏至”，古人無此稱法，孟子隻稱“日至”，《左傳》名冬至為“日南至”，推測夏至可能叫“日北至”，也有叫“長至”或“短至”的。一直到戰國末的《呂氏春秋·有始覽》才有“冬至”、“夏至”之名。可是《夏小正》稱冬至，《周髀算經》也叫“冬至”、“夏至”，顯然這些是秦漢間之書，不能用《夏小正》來研究夏時。《管子·輕重己》也有“冬至”、“夏至”，可知也是秦以後作品，與管仲無涉。
二，拿你要考查的書跟公認靠得住的書或其它史料如甲骨文、金文去作比較，看看有沒有矛盾之處。
同時代的書，所記載社會史實、思想潮流大體上是一致的；有些書雖然亡佚，但其書原本的記事或議論的片斷往往為他書征引而保存下來。通過相互參照比較，往往能發現矛盾，確定真偽。比如《周禮》，秦以前的古書沒有一本引用過它。其書體例、係統完整，文字的條理性和所具有的時代特征，都跟西周的古書迥然不同。更重要的，《周禮》的一些製度，如封國、官製、土地、賦稅等都跟先秦其它靠得住的古書記載不合。《孟子》講封國說“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周禮》卻說“諸公之地方五百裏，諸侯方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百裏”，比《孟子》所說大得多。《尚書》、《國語》講王畿之外有五服，《周禮》則擴大為九服。土地製度，孟子講周代行井田，《周禮·大司徒》與《遂人》所說則不是井田，受田製度也與“一夫百畝”之說不同。至於官製、兵製特別是賦稅製度、溝洫製度，更是西周古書所未見。不論是先秦還是秦漢以來，從來沒有如此詳備而眾多的官僚。不論從哪方麵看，《周禮》這部書顯然是後人虛構出來的，決不是西周的真實情況，這是可以肯定的（關於《周禮》當作史料如何使用的問題，在下麵還要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