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使用
史料的使用是考證工作的前提，如能善於運用史料，可以說考證工作就做了一半，二者是不能完全分開的。
建國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偏向，就是不問史料的年代、真偽、價值，凡是合於或可能附合自己的論點的東西，一律不加區別地使用，這種作法是嚴重錯誤的。這種作法會嚴重歪曲曆史事實，產生錯誤的結論，今後應當要求所有曆史工作者一定要糾正這種錯誤作法，否則我們的曆史研究不可能有大的進步。
今後應當怎樣作呢？我們主張，所有史料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對它們進行審查工作，弄清它們是什麼時代產生的；是真實的還是偽造的；是第一手材料還是第二、三手材料。在使用這些史料時，一定要采取實事求是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具體的作法大約有下述幾點：
一，凡是已經被前人考證是偽造的，已有定論的，堅決不用。現今發現有人寫商、周曆史的文章，仍然引用偽古文《尚書》；有人寫有關孔子的文章引用《孔子家語》，這樣的做法隻有降低文章的水平，應當盡量避免。其實象《家語》這類書，大部分是從《左傳》、《禮記》、《史記》等書中抄來的。如果其中有可用的，可以直接從《左傳》等書引用，何必引偽造的《家語》？如果這些書裏都沒有，顯然這些東西是王肅的偽作，那就更不能用了。又如今本《竹書紀年》已經證明是偽作，就不能使用。這類偽書很多，應當嚴格不用。
二，一切史料在使用前應當考清它的寫成年代，特別是對真書中後人所寫的部分更應注意它的年代，這點非常重要，否則會出嚴重錯誤。例如今文《尚書》中虞夏書《堯典》至《甘誓》，商書中的《湯誓》至《微子》各篇都是後人寫的。問題是什麼時代寫的。傳統的看法把《堯典》至《益稷》都看作堯、舜時代的史書，就大成問題，《堯典》前文已談過，不再重複。《禹貢》是戰國時作品，早有定論。《甘誓》稱夏王不稱夏後，有“六卿”、“五行”、“三正”之名，這些名稱都是春秋戰國時才出現的，作者不懂夏史，把後代的名稱用在前代，顯然是錯誤的。
考訂古書的年代，可以使一些書能作為很有價值的材料。比如《管子》一書如看作反映春秋初期的社會情況，或管仲的思想，那是錯的，但如看作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文集，那就成為很有價值的史料。《孫子兵法》不看作春秋末期孫武的作品，而看作戰國時期某個軍事學家的經驗總結，就有非常高的價值。《老子》也是這樣，如看作春秋時期孔子先輩老聃的作品，古代思想史的發展進程就被打亂；如看作戰國時期某個學者的著作，那就成為哲學史上一部傑作。此外如《神農本草》、《黃帝內經》、《周髀算經》之類，一律都看作漢人的著作，就都是中國醫學史、數學史上的極其有價值的史料。這類例子很多，學者應當細心考察古書的寫作年代，不要被題名、作者所誤。
《周禮》一書與此相類似，應當特別提出。此書本名《周官》，是專講周代官製的，鄭玄改名為《周禮》，實與原書名實不符。它是一部理想的治國藍圖，並不是講周代實有的官製。自漢末的林孝存、何休到清代的萬斯同（著《周官辨非》）、姚際恒（著《禮經通論》，今不傳），還有《四庫提要》，都否認書中所說的周代官製。關於它的寫作年代，尚無定論，但它不是西周的著作可以肯定無疑。早在本世紀20年代，梁啟超說過：“這書總是戰國秦漢之間一二人或多數人根據以前短篇講製度的書，借來發表個人的主張。主張也不是平空造出來的，一部分是從前製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自然不相信這是周公的書，若編周公或周代的史，拿來做資料，糟不可信，但拿一部分來分別看春秋戰國一度通行的製度，看其餘一部分為政治學上的理想的建國製度，那是再好不過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卷二，見《飲冰室合集》中專集第二十四冊）現在相信此書是周公作的人恐怕很少了，但相信書中所寫的是西周實行的製度，用它來講西周史，還是大有人在。我希望梁氏的話，能引起這些人重新考慮他們對《周禮》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