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進行考證工作
一，搞考證要盡可能多地搜集材料。
作曆史考證，要重視占有材料，要把有關這一問題各方麵的材料，盡量搜集齊全。有的古書已經亡佚，可翻翻類書，找一找後人征引過的該書材料。要盡可能地做到不漏掉一條材料，陳援庵先生喻之為“竭澤而漁”。材料搜集得越充分，考慮的方麵越多，看問題也就越深，結論自然也就紮實可靠。
陳先生在撰寫《元也裏可溫教考》之前，先把200多萬字的《元史》全部閱讀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裏可溫”的地方先在書上作出標記，然後全部錄出，加以研究。在弄清了這些基本史料後，再參閱其它有關書籍，最後才動手撰寫。他在寫《舊五代史輯本發複》一書時，搜集的資料極其詳備，然後再對這些材料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文章寫成僅存194條、兩萬餘字。他在研究明末清初畫家、天主教司鐸吳曆（字漁山）時，已經有人寫了一本《吳漁山年譜》。但此書隻參考了十幾種書籍，內容粗疏簡略，因為吳漁山為人性情孤介，名氣不廣，事跡傳世甚少，不易搜集，而且有些事跡的傳說記載不盡可信。陳先生認為這本年譜未能反映出他的一生事跡，決定自己動手重寫一本。他遍搜吳漁山遺詩和各家畫錄，及與他同時人的文集等，所據典籍達七八十種，撰成《吳漁山年譜》一書。兩本年譜字數差不多，但內容卻不大一樣了，可見陳先生下功夫之深。
搜集材料不夠完備，作考證工作就會出錯。陳先生作《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東方雜誌》21卷19號），糾正梁啟超關於玄奘西行年代的錯誤，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過去講玄奘法師西行之年，一般都說在唐貞觀三年，梁啟超著《中國曆史研究法》，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舉出很多理由，證明玄類出行在貞觀元年秋。其主要理由是史書載玄奘出行的第二年，路過現在中亞細亞的西突厥，見過西突厥國王葉護可汗。而《新唐書·薛延陀傳》說：“貞觀二年突厥可汗見弑。”故梁認為玄奘首途當在貞觀元年，否則到西突厥見不到葉護可汗。梁覺得他的新說“殆成鐵案”。陳先生舉出許多理由，對梁說逐條辯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法師所見的葉護是肆葉護而非統葉護”。他引《通典》和《冊府元龜》：“貞觀元年……時統葉護自負其能，無恩於國，部落鹹怨……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按勒字當作勤，‘特勤’是官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缽羅肆葉護可汗。”據此，陳先生認為：貞觀元年統葉護已被殺，即令法師在貞觀元年出遊，到西突厥也不及見統葉護。貞觀四年肆葉護統一西突厥。所以玄奘三年秋出遊，第二年見到的正是肆葉護。問題在於貞觀元年被殺的是統葉護，而玄奘所見的是其子肆葉護，一字之差，鑄成大錯。這個例子說明，考證務要謹慎小心，能夠找到的書，一定不要遺漏。《通典》和《冊府元龜》是容易見到的書，梁啟超未去查，隻據兩《唐書》和《通鑒》來論證，因而致誤。
二，做考證工作應盡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錄第二三手材料為滿足，否則很容易致誤。
先秦兩漢的古籍往往將神話、傳說與曆史雜揉在一起，要想從中把曆史真相發掘出來，必須掌握第一手材料。王國維作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考證殷先公王亥即是一例。
王國維在甲骨文中發現了王亥的名字。但稽之《史記·殷本紀》雲：“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隱》：“振，《係本》作核。”王國維以此為線索，從《山海經》、《竹書紀年》、《世本》、《楚辭·天問》、《呂氏春秋》、《漢書·古今人表》等書中，找到許多有關材料。《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烏，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綿臣也。”這些記載是不是曆史？王國維從殷代甲骨卜辭中發現不少“王亥”或“高祖亥”的字樣，王亥在殷代世係中前於上甲微一世，當是殷先祖冥之子。《楚辭·天問》之“該”，《世本》之“核”，《古今人表》之“核”，都是“亥”的通假字；《史記·殷本紀》之“振”，《呂覽·勿躬篇》之“冰”，乃亥字之形誤。王國維創造性地利用了殷代甲骨卜辭這批第一手材料，他的考證不僅糾正了《史記》的錯誤，也使《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等難以明了的故事得到了正確的解釋。顧頡剛繼之，用王亥故事，讀《易·旅卦》“喪牛於易，凶”，於是沉霾幾千年的史事才終於重見天日。王國維利用甲骨文來解釋從不被人重視的神話傳說，從而考出殷人的先公先王，證據確鑿，信而有征，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這個例子也啟發我們：一個優秀的史學家搞考證工作，必須盡可能利用第一手材料，還要小心謹慎地去“求證”，才能使考證具有真正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