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兩個概念的視角看貴安新區
劉瀾專欄·領導藝術
楊柏，資深記者、編輯，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客座研究員。香港經濟導報執行總編輯，曾任中國青年報貴州記者站站長、深圳報業集團深圳商報《經濟瞭望》周刊主編、理論部主任。著有《走進大山》、《迎接挑戰》、《橫向布局中國》等十餘部專著。
1月6日，貴安新區獲國家批準正式設立，這是自《黔中經濟區發展規劃》納入國家戰略後，又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點睛之筆。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以及幾個“新區”的設立，更讓人看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打造經濟升級版，在各單元部署動力源，借鑒“動車組”結構，推動經濟穩速和加速的新思路。
我不清楚是否可以把如今的各個新區解讀為“新的經濟特區”，但確實也看到發展經濟特區帶動一國一個區域的發展正在成為一種世界現象。比如俄羅斯、印度、越南，甚至朝鮮都在設置經濟特區。這使我想起了七八年前，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楊建文教授的一次涉及20世紀90年代上海浦東新區為什麼不叫特區，卻比特區還特的討論。
楊建文的說法頗讓人回味。他認為作為一種國家行政資源設置的組織單元，經濟特區是特定的時代與區域格局互動的產物，是不能也無法簡單克隆複製的。比如香港回歸前小平同誌和老一代革命家習仲勳們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但新時空下設立浦東新區，應是特區的體製機製資源的“搬遷”。說白了，就是要有通過製度創新來帶動整個上海發展的“內核”。聲“東”（浦東）擊“西”（浦西），是楊建文對國家設立浦東新區，以改革釋放活力，帶動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上海發展的“空間推移概念”。而在我看來，他的這個解釋或叫對浦東開發帶來的機遇解讀，解釋了改革推動上海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發生巨變的精髓。也就是說，在探索製度創新上，新區實際有“比特區還特”的空間。
時光又跳過10年。2013年3月，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舉行。來自英國倫敦政治學院的高級客座研究員、《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成了論壇閉幕式演講嘉賓。雅克認為經過前30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隻走過了現代化的第一步。未來20年，是中國第二步現代化“深刻的轉型及現代化進程的完成”時期，屆時中國將最終擁有現代國家的全部特征。城市化、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成熟，科技創新投入更多，中國必將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世界能否適應這種衝擊，會產生對中國模式的質疑，甚至不適應、質疑與文化衝突形成的外部性，會構成對中國崛起的挑戰。
把1978年啟動的中國現代化，分成了兩個階段。同樣，用這個理論工具看中國內部的發展不平衡，那隨著全國進入第二步現代化階段的不發達地區，如貴州實際 “還處於現代化的初級階段”，用一句老領導的話說，它還處於農業文明、初期的工業文明+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疊加狀態。
在新時期，貴州麵臨的曆史課題是如何在中國的第二步現代化階段加速發展，一攬子解決兩個階段的問題。顯然探索貴州現代化的路徑任務，要比發達省市更艱巨。但不得不去做的理由其實也很簡單：一個區域發展嚴重失衡的中國，很難被人當做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於是，這決定了具有後發優勢的新區基調：它仍然奉行的是追趕戰略，隻不過看起來它今天才進入“國家戰略”梯隊的陣容。
樊綱在分析經濟特區昨天與明天的理論和實踐時，提出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目標體製”概念。論證了體製改革作為一個係統工程，消除“製度信息不完全”是一個無法避免的過程。中國改革開放35年，經濟特區通過開放改革先行先試，取得成功，其中必有大量後來新區應參考、遵從、借鑒的“製度信息”。我注意到，國務院批複貴安新區1000字批文中反複強調的有3個概念：探索體製機製創新、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生態文明建設。四個“著力”（兩推進一調整一提升）中，現代產業體係和生態文明已在工作內容安排上融為一體。
從1984年貴州省委給中央提出試辦資源開發新內陸特區與開放區的建議，到中央批準設立貴安新區，時間剛好是30年。30年的實踐與追求，足以用改革開放和可持續發展的博大理念練鑄新區的靈魂。（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