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學視野中的客廳革命
前沿報告
作者：顧潔
由新媒體技術引領的傳播革命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融合。當內容和服務層麵的融合開始在“第四屏”——電視平台悄然發生時，一場客廳革命已經緩緩拉開了序幕。雖然目前無論在業界還是學界尚未有對客廳革命公認和準確的定義，但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客廳革命主要是力圖通過智能電視平台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融合，從而形成電視平台的多功能化，最終打通手機、電腦、PAD和電視等多個屏幕，從而建構“多屏聯動”的傳播圖景。
然而從目前國內外的實踐來看，客廳革命尚處在起步階段，來自於技術支持（包括終端研發、應用設計、網絡環境等）、政策壁壘、內容提供和盈利模式等層麵的障礙，使得客廳革命還沒有取得預期的傳播效益，未來走向也不甚明確。對於客廳革命的未來發展，筆者認為除了對上述四個層麵的考慮外，社會文化學視閾下的思考和觀照也是必不可少的。
電視的社會文化學意義
所謂媒介的社會文化學意義，首先要從傳播研究中“技術決定論”和“技術社會構建論”的對立說開去。新媒體研究在西方的最初興起，實際上是沿著“技術決定論”展開的。代表人物如麥克盧漢，他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觀點，認為視聽媒介的技術形式實際上決定了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①“技術社會構建論”提醒我們，對於媒介消費的考量也需要從媒介使用的社會文化意義以及使用情境等多方麵來考慮。
以智能電視為例，網絡、通信以及娛樂等功能的植入是否會壓縮傳統電視節目的生產和消費？關於這一問題，對於媒介形態曆史演進的考察告訴我們，新媒介的出現並沒有徹底把舊媒介送進墳墓。相反，各個媒介因為自身特殊的社會文化屬性仍然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至於電視，其傳統的節目生產和收看在某些方麵仍有著不可替代性。雖然新媒體的互動性賦予了受眾更積極的角色和更互動的功能，但同時也需要觀眾在使用時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關注度。這也造成了新媒體使用更加“工具化”而非“儀式化”的特點。②也就是說，觀眾在日常的生活中收看電視時，往往是無目的的，投入很少的精力和注意力。對於他們而言，每天回家打開電視然後開始忙碌家務就像生活中的一種“儀式”。相反，對於新媒體的使用，用戶往往具有更為明確的目的性，就像使用一件“工具”一樣，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其次，傳統電視誕生在一個媒介選擇相對貧乏的年代。在那個年代，電視往往是一個家庭客廳裏唯一的媒介平台。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家庭成員的“集體收看”成了一個無奈的選擇。此外，隨著體育比賽直播、重大社會事件直播這些具有受眾普適性質的節目不斷湧現，集體收看又成了聯係家庭成員的親情紐帶甚至是塑造整個國家、民族和地區集體身份的重要途徑。媒介研究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曾經指出，電視作為一種全國性的傳播，可以創造出一種集體經驗，這種集體經驗可以打破地理疆域的限製，把離散的社會事件變成一種大眾體驗。③正因為如此，每逢有重大足球比賽轉播時，很多球迷選擇去酒吧看球，就是為了尋找一種集體身份的認同感。然而，隨著錄像機、互聯網的先後問世，人們無需再在一個固定時間點上守在電視機前進行集體收看了。新媒體技術帶來的這種所謂的“時間遷移”的效果，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給受眾帶來了方便並製造了私人觀看的特殊體驗，但也是以犧牲集體觀看體驗為代價的。④
最後，在受眾研究中，以結構主義思潮為理論基礎的一些流派還認為，人們對電視的消費並不完全取決於技術的進步和節目內容的吸引力，而是會受到電視節目編播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種結構性元素的影響。例如，在對電視觀眾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一檔電視節目收視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受眾可用性”。⑤也就是說，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休閑娛樂越來越呈現出製度化和規律化的趨勢，人們在一天以及一周內用於工作和休閑的時長和時段都是相對固定和有規律的。因此，電視節目能吸引多少觀眾，部分地取決於在某個時間段有多少“可用”的觀眾。換言之，不在於觀眾主動選擇看什麼節目，而在於觀眾有多少時間看電視上正在播放的節目。因此，電視台對每天播出節目的編排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受眾對節目的選擇。而由於受眾“可用”時間和節目編播時間的不匹配，錄像機的出現才起到了所謂“遷移時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