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妻逝夫悲
蒙哥馬利一到奎達參謀學院，便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那是星期一上午，蒙哥馬利前往參謀學院正式報到，但他穿的不是中校軍服，而是上校軍服，超過了原來在那裏的兩位教官。大家對他第一天報到就以上校身份出現感到氣憤，認為那是十足的虛榮和炫耀。於是，人們私下議論說：“蒙哥馬利從浦那來時，一定是在火車上就把上校的服裝和徽章換好了。”
可是，當這位新上校開始講課時，大家那點怨氣便消失了。蒙哥馬利開始被派去作二年級的首席教官，但院長蓋伊·威廉斯覺得蒙哥馬利的優長在作戰和訓練方麵，於是改派他為一年級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級的作戰指揮技術和參謀職責。
蒙哥馬利的講課方法獨樹一幟。他帶著筆記本走進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鍾的筆記，大家靜靜地坐著等他。然後，他走到講台前侃侃而談，說得頭頭是道。然後，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鍾筆記，再回到講台一口氣講十多分鍾，表達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給學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馬利對那些他認為是“廢物”的學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二個學生的試卷上批示：“一大進步——蹩腳到家。”但他對那些他認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人，卻煞費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習時曾擔任他的旅參謀長的弗朗西斯·德·甘岡足智多謀，被人稱為“智多星”。蒙哥馬利特別賞識他的發展潛力，一直極力幫助他進入坎伯利參謀學院。1934年，德·甘岡終於獲準進入坎伯利參謀學院，於是寫信向蒙哥馬利致謝。蒙哥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氣說道：“對那些不走正道請求長官為自己謀取職位的人，我是不願意幫助他們的。這隻會把一個人毀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會錯。萬一錯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幹。你在坎伯利應該於得很好。”蒙哥馬利對德·甘岡的提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報償——德·甘岡成了他最得力的參謀長。
布賴恩·蒙哥馬利和達德利·沃德將軍在回憶中都覺得，在奎達參謀學院這個時期，蒙哥馬利的戰術觀念已經完全成熟。這倒不是說他的戰術觀念新穎驚人，而是說他的戰術觀念絕對清晰和完整。雖然戰術的分支課程是由一般教官擔任的，但就整個戰術教學而言，則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進行的。沃德將軍回憶說：“我們大家都感到，能聽蒙哥馬利那種學識淵博的人講授軍人行業中較高層次的學識，是十分榮幸的。後來我們個人在軍事能力方麵的發展，都有賴於蒙哥馬利的教導和他的戰術原則。我認為，一般人對利德爾·哈特的評價都過高。一般人都迷信機動能力。當然，你如果有機動能力，自然不錯，但往往並非如此，你在戰場上取勝的唯一途徑，就是把想要剝奪你的機動能力的敵人打敗，而教我們怎樣去打敗敵人的正是蒙哥馬利。”
蒙哥馬利與院長蓋伊·威廉斯少將相處得十分融洽。院長對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備至，不到一年時間，即1935年4月，他便在寫給陸軍部的機密報告中說，伯納德·蒙哥馬利博覽群書，富有作戰經驗，具有堅強的性格，對自己的行為和工作，高標準，嚴要求，是位優秀的訓練人才和頗有說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薦他“早日擔任常備部隊的旅長或晉升準將參謀”。
威廉斯的報告與陸軍部日益增多的對蒙哥馬利的評核材料大體一致。5月8日，陸軍部人事評議委員會一致通過：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馬利為常備軍步兵旅旅長。
這消息傳到蒙哥馬利耳朵裏時，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興得太早，如果他當首席教官期滿時仍無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樂觀。
在奎達，蒙哥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聞。學生們全都戴孟買常禮帽，而他卻戴一頂陳舊的白色遮陽帽，大家都叫它“站長帽”。“站長帽”很不時髦，但卻大受學生歡迎，因為每次演習，你總可以看見蒙哥馬利在什麼地方（奎達是一片開闊的平原），你可以看見那頂白色遮陽帽到處晃來晃去。後來，有人問他：“長官，你為什麼喜歡戴那頂白色遮陽帽，它太不時髦了，當然，我們並不反對。”他回答說：“哎，人都喜歡戴特別的帽子，帽子是他們的性格的標誌。丘吉爾老是喜歡戴特別的帽子，我也是！”當時丘吉爾相當消沉，蒙哥馬利卻與他相比，是很不尋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馬利對一年級新生說：“你們每個人都會請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會去，因為你們一共30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但是，我要請你們每一個人吃晚餐，你們全體都要到我家裏來。”自然，學生們後來都去了。一位年輕軍官記得：“貝蒂的膚色黝黑，身高和年齡同蒙哥馬利相仿；她活潑愉快，笑口常開。她的衣著樸實無華，不特別顯眼，但卻令人看著舒服。她有相當好的教養和天賦，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畫和水彩畫畫家，也是小有名氣的雕塑家。貝蒂和蒙哥馬利都有一種敏銳的幽默感，愛互相開玩笑。他們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幾次被請去參加他們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結束後，當我們準備出發去進行為期一周的野外演習時，貝蒂說，‘女士們，趁著蒙哥馬利和男士們到野外去演習當丘八，請跟我來，讓我們討論一下我們要做些什麼事情。’蒙哥馬利喜歡這一套，他們彼此相愛，毫不隱瞞。”
1935年5月31日，奎達發生大地震。一夜之間，死亡約3萬人。這場災害比蒙哥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見過的任何屠殺都更為可怕。為了防止霍亂等傳染病的發生和蔓延，駐軍司令下令用鐵絲網把全城圍起來，實行封鎖。奎達參謀學院位於層層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兩天後，奎達河穀又震了一次，學院的大鍾響了17下。為了預防萬一，貝蒂帶著戴維回倫敦去了。
奎達的地震使蒙哥馬利和貝蒂分離了8個月。1936年1月，貝蒂把戴維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預備學校後，又回到奎達，與丈夫生活在一起。貝蒂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的對丈夫百依百順的人。事實上，貝蒂在蒙哥馬利麵前總能夠隨心所欲。例如，蒙哥馬利說，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裏去。她卻說，哦，我的確要去啊。結果，她去了，蒙哥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還很愉快。貝蒂是位驕傲而堅強的女性，蒙哥馬利不僅鍾愛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達期間，貝蒂畫了許多油畫和水彩畫。當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倫敦時，她把許多畫贈送給友人。托奇·巴克準將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憶說：“1935年，貝蒂在回倫敦前，把她所繪的畫統統掛在她的畫室裏，邀請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後說：‘請各位挑選，喜歡的就拿去。’蒙哥馬利便對我說：‘哦，對啦，托奇，我告訴你應該挑哪張。’我說：‘不，不，我要自己挑選。’但蒙哥馬利很固執，說：‘不，不，我帶你去看。’他把我帶到一幅畫有花和彩虹的畫前麵，說：‘就是這張！’我抗議說：‘不，不，我自己挑挑看。’於是我到處轉，到處挑，自然，我挑選了他推薦的那幅，那確實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陸軍部致電蒙哥馬利說，在樸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長在本年8月5日出缺，準備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馬利回電表示願意接受，從接任新職務起，蒙哥馬利將晉升準將，但從6月29日他的現職終止時起，他將被減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馬利在返回樸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長的途中，寫信給利德爾·哈特說，他希望在倫敦與他見麵，討論有關野戰部隊等問題。
蒙哥馬利在與利德爾·哈特的通信聯係中斷7年之後，再次給他寫信，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時，利德爾·哈特已成為新任陸軍大臣萊斯利·霍爾一貝利沙的私人顧問，實際上成為最高軍事當局的幕後力量。哈特從未在戰場上擔任過陸軍中尉以上的職務，但他現在不僅能影響霍爾—貝利沙對一般軍事的態度，而且能影響他對高級軍官的任免。多年從事軍事新聞工作而感到抑鬱不得誌的哈特肆意運用他的影響力，竟說服霍爾一貝利沙攆走帝國參謀總長，而委派僅指揮過旅級部隊的戈特去占據那個職位。雖然戈特對軍事史下過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將帥的經驗和氣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晉升，他能否升到師級職務都是個疑問。
蒙哥馬利於1937年5月回倫敦後，是否與利德爾·哈特會過麵，不得而知。但他決定利用這兩個月的假期和貝蒂駕車邀遊蘭開夏北部湖區，並順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遊期間，貝蒂的身體似乎比以前更虛弱，更容易疲勞，但她還是如往日一樣的歡樂。
蒙哥馬利將於8月5日前往樸次茅斯就任旅長，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裝修完畢。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爾茲伯裏平原進行野營演習，蒙哥馬利要與部隊住在一起。因此，從北方返回後，蒙哥馬利便讓貝蒂和戴維到“新公園”與母親同住，然後在8月下旬再住到濱海伯納姆的一家旅館去，讓戴維度過剩餘的假期。蒙哥馬利安排他們到濱海伯納姆是因為那是貝蒂最親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鄉，同時也離索爾茲伯裏的營房較近；此外，戴維還可以自己在沙灘上玩，讓貝蒂過得悠閑點。
第9步兵旅轄4個營，隸屬於第3師，而第3師則隸屬於南方軍區。當時的南方軍區司令是伯內特一斯圖爾特將軍。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軍總司令，對蒙哥馬利特別賞識。
蒙哥馬利剛上任就著手實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長作出的演習計劃。雷克斯是訓練部隊的好手，但他的訓練方法與蒙哥馬利的完全不同。旅參謀長F·W·辛普森少校記得，蒙哥馬利拿起訓練計劃說：“這計劃不行。在一日之內實施3個演習，我看毫無道理。我一共隻要4個大演習，每次三天，部隊要有3個夜晚在野外，一定要習慣在夜間行動。”於是，辛普森少校趕緊修改演習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