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創作生活
從1930年秋天起，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經衰弱同時發作，醫生囑咐他：“少用眼多休息。”他閑著沒事，便經常到表叔盧學博的公館去。
盧學博卸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後，來到上海作“海上寓公”，任中國銀行監察、交通銀行董事長、浙江實業銀行常務理事。
在盧公館，茅盾見到了許多同鄉故舊。這些盧公館的常客，有銀行家，有開工廠的，有政客，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投機的，還有軍界中人。
茅盾說：“盧公館的客人中，除銀行家而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麵的人。要打聽政局的消息，盧公包是個能有所獲的地方。也是在盧公館，我曾聽說，做公債投機的人曾以三十萬元買通馮玉祥部隊，在津浦線上北退三十裏（這成為後來我寫《子夜》的材料之一）。”
秋天，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正在津浦鐵路線上大戰，而世界經濟危機已波及到上海。
前來盧公館的那些人都在互相打聽政局、戰況，交換經濟情報和各種信息。茅盾從他們那裏聽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的事情，對於社會現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外資壓迫和農村動亂、經濟破產的影響下，正麵臨絕境。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資本家國緊了對工人的剝削，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正方興未艾。天天聽到經濟不振、市場蕭條、工人倒閉、工人罷工的消息。
他還經常從黨內的朋友處得到蘇區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正蓬勃發展，紅軍粉碎了蔣介石多次的軍事圍剿，聲威日增。更使用權他心情振奮的是，彭德懷率領的紅軍一度攻占了長沙。
他後來說：“當時我就有積累這些材料，加以消化，寫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農村的交響曲的小說的想法。”當時社會上和學術界開展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對他寫這部小說也是一個促進。報紙上發表的一篇篇文章把他吸引住了。當讀到嚴靈峰、任曙等的文章時，他十分氣憤：“托派真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竟然胡說什麼中國已走上了資本產義的道路，還胡說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承。”對於一些資產階級學者的文章，主張什麼既反對共產黨，又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可經在“夾縫中求處生存和發展，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他也覺得不僅糊塗，而且完全錯誤。
茅盾意識到自己將寫的這部小說，意義是很重大的。他說，“我寫這部小說，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現來回答托派和資產階級學者：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從《幻滅》到《虹》，他的小說主人公大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大多是青年女性。這次，他要寫大資產階級，要寫大銀行家、大工業家了。
茅盾最初設想，“這部都市──農村交響曲將分為都市部分和農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寫一部三部曲，並且寫出了初步的提綱。”第一部叫《棉紗》，第二部為《證券》，第三部是《標金》。
然而，他寫完了提綱，“就覺得這種形式不理想：農村部分是否也要寫三部曲？這都市三部曲與農村三部曲又怎樣配合、呼應？等等，都不好處理。”怎麼辦呢？他一時沒有考慮好。
11月，他轉而寫中篇小說《路》。可是才寫了一半，眼病又第二次發作，而且更加嚴重：
右眼角膜潰爛成小孔，左眼瞳孔一半為厚翳遮掩。他心裏有點發慌，問劉以祥醫生：
“能治好嗎？”劉醫生說：“右眼好治，可注射血清，左眼比較難以對付。”又說，“你不能再看書寫字，總之不能再用眼”。經過劉醫生的精心治療，半個月後，他右眼複原，三個月後，左眼去翳也消除了。
在這三個月裏，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腦的思維活動卻活躍得很。他暫時拋開《路》，又回到“城市──農村三部曲”上來，決定改變計劃，不寫三部曲而寫以城市為中心的長篇。他又重新構思寫出了一個《提要》和一個簡單的提綱。
在眼睛康複以後，他續寫完了《路》，就根據提綱寫完了“約有若幹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
他寫的《提綱》，我們可以從茅盾晚年的《回憶錄》裏讀到。而“分章大綱”，他在《回憶錄》中說：“都丟失了。”其實並非如此。“大綱”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經發現，刊於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輯。這幾章“大綱”，是如此詳細，簡直是一部長篇小說的縮本！
然而，當他提筆要根據“分章大綱”寫成小說時，“感到規模還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時間的詳細調查，有些描寫便無從下手。”而他卻“無法儲備一二年的生活費以便從事詳細的調查。”而且，“關於軍事行動的描寫，即使作了調查也未必能寫好。”因為他沒有在部隊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經驗。於是他“就有再次縮小計劃的考慮，徹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積極地進行創作的準備。先是訪問了從前在盧公館遇到的那些同鄉、親戚、故舊，他了解到許多新的情況，尤其是日本絲在國際市場上與中國絲競爭，使得中國各地的絲廠紛紛倒閉。僅1930年，上海的絲廠就由原來的一百家變成七十家，鎮江、蘇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地的絲廠，也十之八九倒閉。這使他改變了原來主要寫紗廠的計劃，決定以絲廠作為基點。他又從同鄉故舊的口中知道，1929年中國各省火柴廠宣告破產的，達三十八家之多。這又堅定了他以寫“內銷為主的火柴廠作為中國民族工業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競爭，而在國內不能立足的原定計劃。”
為了寫好絲廠和火柴廠的民族資本家，他再一次去絲廠、火柴廠參觀。他寫道：“我是第一次寫企業家，該把這些企業家寫成怎樣的性格，是頗費躊躇的。小說中人物描寫的經驗，我算是有一點。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們的性格經過綜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吳蓀甫的性格就是這樣創造的；吳的果斷，有魄力，有時十分冷靜，有時暴跳如雷，對手下人的要求十分嚴格，部分取之於我對盧表叔的觀察，部分取之於別人的同鄉之從事於工業者。周促偉的性格在書中算是另一種典型，我同樣是綜合數人而創造的。”
因為小說中要寫到公債投機，他找了個朋友帶進入華商證券交易所實地觀察。這個朋友叫章鬱庵，他們曾一起參與領導商務印書館的大罷工，現在章鬱庵是交易所的一個經紀人。他向茅盾說明了交易所中做買賣的規律，以及什麼是“空頭”（賣出公債者），什麼是“多頭”（買進公債者）。
走進交易所的大門，茅盾看到人們進行交易的市場很象大戲院的池子，而池子則象是一個蜂房。章鬱庵讓他看池子後方上麵，那裏站著一些袖子卷到肩胛邊的拍板人，這些人後麵的電光記數牌上跳動著紅光閃閃的阿拉伯數字。他心想：“啊，這就是會叫許多人笑也會叫許多人哭的‘拍板台’！……那些提心吊膽望著它的人們，還有更多的沒有來親眼看著自己‘命運’升沉的人們，他們住在上海各處，在中國各處，然而這裏台上的紅色電光的一跳，會決定了他們的破產或者發財。”
他看這邊，有兩個人咬著耳朵密談；瞧那邊，又有兩個人壓低了嗓子爭論什麼。靠柱子邊上的一張椅子裏有一個人弓著背抱了頭，似乎在轉念頭：跳黃浦呢，吞生鴉片煙呢？
有時，茅盾還在交易所觀察到，一些無稽的謠言竟會激起債券漲落的大風波。他感到，“人們是在謠言中幻想，在謠言中興奮，或者嚇出了靈魂。沒有比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為擔任了“左聯”的行政書記，這部小說的寫作又拖延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