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最後歲月
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以後，茅盾的體質明顯下降，在四個月腫，因肺部感染邊疆住了兩次醫院。但在醫院治療期間，他也不忘寫作《回憶錄》寫了篇序，其中有：“所記事物，務求真實。言語對答，或偶添藻飾，但切不因華失真。凡有書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谘詢者，亦必虛心求教。他人之回憶可供參考者，亦多方麵搜求，務求無有遺珠。已發表之稿，或有誤記者，承讀者來信指出，將據以改正。其有兩說不同者，存疑而已。
1981年春節後的一天——2月20日，茅盾被家屬送往北京醫院急救。
檢查以後，醫生發現他的身體比過去更差，便讓他往進北京的119病房。
自從1970年1月28日他夫人孔德止不幸病逝以來，茅盾身上的疾病日益增添、加重。1978年7月7日半夜又在臥室裏摔了一跤。他給友人的信中多次寫到自己：“上了年紀，百病叢生，”“左目失明，右目僅0.3視力，且有白內障，”“又有慢性氣管炎，走路困難，站立不穩妥，雙腳發抖，臥床時多。”“精力日衰”，“精神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茅盾住院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羅蓀同誌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來看望他。
茅盾躺在病床上，隆起的鼻孔裏插了一根淡紅色的細細的橡皮管，正在輸液。看到羅蓀，他從白色的棉被下麵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指指鼻子，又缶空中按了兩下，臉上現出歡迎和歉疚的神情。
過了一會，茅盾的警衛員小嚴來了，給他揭掉橡皮管，取走橡皮管。他對羅蓀說：“還是老年病，肺氣腫，經常氣喘，缺氧，每隔一刻鍾，大夫給我吸氧一次。不過這次發現腎髒有變化，老是低燒，三十七度多點。”
“大夫們正在給予您想辦法。您別急，低燒會降下來。”羅蓀安慰他。
“等低燒一退，我就可以出院，繼續寫回憶錄了。”
羅蓀對他說，先治病要緊。茅盾說：“不寫完回憶錄，對我精神上是個負擔。”
3月上旬，他的病已轉重。可是，他身臥病榻，卻心係天下。有時，氣喘好一些，就讓兒媳陳小曼給他讀一些文件和《參考消息》。
一天，陳小曼給他讀一篇全國政協常委討論陳雲同誌最近講話的反映，她看父親閉上了眼睛，便沒有讀下去，心想讓他好好休息吧。
茅盾聽不到聲音，立刻睜開了眼睛，輕聲問道：“剛才讀到那個常委的發言，還沒有完哩，怎麼不讀下去？”
陳小曼隻得繼續讀下去。
3月14日，茅盾住的119病房來了好幾個醫生。其中除了替茅盾診治的北京醫院內科劉梓榮和裕東潔大夫外，還有院外專家吳階平大夫等。他們經過會診，發現茅盾心肺功能衰竭，腎功能也衰竭，經過X光和超專用波檢查，還發現胸腹有積水。
茅盾見到之麼多醫生來看他，感到情形異常，暗想可能自己的病情嚴重了。等到兒子韋韜回到病房，他急切地問道：“大夫說些什麼？我的病情怎麼樣？”
“疾病和過去有些不一樣。”兒子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聽了不滿意，就直截了當地問：“我的病危險嗎？”
韋韜不想把真實病情告訴父親，說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但是這時的茅盾十分敏感，他知道自己病勢沉重了，知道《回憶錄》怕是寫不完了，就向韋韜交代了《回憶錄》的整理出版，然後就提起他入黨和捐款設立文學獎金這蘊世故藏在心裏的兩件大事。他叫兒子拿來紙和筆，讓韋韜筆錄他的口述。他先口述給胡耀邦同誌暨黨中央的一封信。然後口述給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的另一封信。
兩封信都抄寫好了，他看了一遍，然後顫顫巍巍地舉起鋼筆，用全力在前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後一封信上署名“茅盾”。
“等將來再送。”他關照兒子說。
“好的。”
“也許我可以親自重寫……”
韋韜知道父親的心意：仍盼望恢複健康，繼續為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
那幾天，在醫生辦公室裏，劉梓榮和吳階平等醫師、專家反複討論，共同製定出一套醫療方案，和茅盾身上的頑固疾病進行鬥爭。雖然還有低燒，可是感染得到了控製，胸水和腹水減少了，他的病情稍有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