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讀白之三：四大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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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巷裏，走來了一位高個子的中年男人，他踏著雪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到位於3號的白屋前，這個中年男人就是經亨頤。
那一天經先生沒有坐他的專車而來，因為下雪的緣故，他是從頭發巷寓所直接走到皮市巷的。那個時候杭州街巷的名字，有不少是以其商業形態而命名的，像頭發巷就專賣假頭發及發飾品的，而皮市巷則是賣皮貨的，很顯然的，豆腐巷、羊血弄等也都是可以望文生義的。
經先生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巷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盡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明明白白，這已經搞定了。
在這裏要插上一閑筆，浙江一師的前身是浙江兩級師範，兩級師範在1909年曾有過一場木瓜之役，當年的發動和參加者多為留日海歸者，如許壽裳，如周樹人，包括錢家治，即錢學森的父親。風波中，該校的不少教師都搬出了學校，住到了湖州會館去了，這個湖州會館就位於杭州小營巷醬園弄12號。而錢家治的家在馬市街方穀園2號，後來鬱達夫（學生輩的）風雨茅廬在大學路場官弄63號，詩人戴望舒的家在大塔兒巷，還有比如橫河橋的許家（著名作家高陽就在那裏長大的），包括經先生住的頭發巷，也是有著名藏書家丁家等的。那麼劉大白住在皮市巷3號也絕非偶然，因為那一帶是當年潮人們且有錢人住的好地方，他們互相之間的距離大約也就在步行十分鍾之內。不過有一點要說明的，皮市巷3號並非是劉大白的私宅，他也是個租房客，他一生都是個租房客，無論在紹興、杭州還是在上海。後來大白去上海教書，妻子和三個子女即都暫住到蕭山衙前去了，這也是導致婚變的一個外因吧。這是後話了。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反正進入經先生日記時，大白已經在杭了。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和同道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叫“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麼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麼性質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大白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行白話文的改革之道，這便是順風順水的事情了。換句話說，經先生要打鬼，就得借助劉大白和陳望道等這一批鍾馗，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算是元老中的改革派，因為木瓜之役就有夏先生了，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意思，其中以大白和望道先生的革命性最為猛烈，他們都是極力提倡白話文的先鋒分子。
要知道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劉大白這樣的新潮分子。
劉大白和浙江一師的關係，大白自己沒有多說過，隻有其學生曹聚仁寫過文字。曹聚仁寫過不少同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大多隻是千字文，而對於大白師，曹聚仁算是頗有恩情肯花筆墨的。我們現在關於劉大白在浙江一師的談資，基本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的就是曹聚仁的。因為學生輩中最後吃了一輩子文字飯的，出名的也隻有曹聚仁了。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如前所述，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的，即寓居在杭州皮市巷三號，他在自己寓所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漢字中，詞意還是很豐富的，既可引伸為一窮二白，也有幹淨純潔的意思，當然還有空白留白的意思，但大白先生將自己住的房子取名為“白屋”，到底是取哪種意思，我們也不得而知。民國的文人喜歡給自己的房子取名，比如春暉中學時，經校長住的叫“長鬆山房”，夏丏尊的房子叫“平屋”，豐子愷的叫“小楊柳屋”，現在取名權則都在房地產商手裏了。大白1911年在紹興城裏月牙池頭居住的時候，那屋子就叫白屋劉寓，由此可見那就是把自己的名字鑲嵌進去的。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文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玄廬。沈玄廬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基地；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赴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文人至知，風雨之情。
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或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浙江一師，用今天的話來說等於是有正式編製的，吃的是官餉，這是大不一樣的，而且薪水頗豐。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意氣相投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
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到在自己的身邊了。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他們也算是同鄉關係，一個紹興，一個上虞。據說劉大白的口頭禪是“哼個老倌”，那不知經先生會不會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由此看那個時候的文化人也是身兼數職，這一是為稻粱謀，二是也說明人沒有把自己囿於自己的職位上，而是跨界得很厲害，或許當時沒有跨界之說，比如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同時又在辦報紙又在寫文章，幾把大刀耍得都可以的。
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三號的“白屋”，曾是中國共產主義杭州小組的誕生地和活動地，也是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誕生地和活動地點，查民國杭州大事記，1922年4月19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派俞秀鬆來浙江建團，在皮市巷3號成立團部，團員27人，書記由俞秀鬆兼任。6月7日，擴大為團地委，以韓伯畫任書記。（《新浙大事記》）
這些紙上所寫的事情，要想情景再現，那是不可能的，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便隻能做些人模塑像，其中的張冠李戴貽笑大方就不是一件兩件了。把當年在這個白屋裏發生的事情搬到不遠處的錢家治的家裏去，大概屬於黨史工作的一個部分吧，因為錢學森的緣故，那屋子修繕得也還是可以的。不過有一點肯定，如果套用今天微信朋友圈的關係，當時的這些文人墨客大約都屬於“附近的人”。
我們暫且不說劉大白當時有多紅，但至少證明他在去上海複旦任教之前，這白屋就是革命新潮人士的一個沙龍吧。據說劉大白搬走之後，此屋的主人曾是杭州的裘家，裘家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婦科名醫裘笑梅。而還有一個說法是，當時皮市巷7號或9號又是另一個組織的長期據點。現在皮市巷3號此屋早就不在了，原址上蓋起了浙江香溢大酒店，是省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臨解放路的牆基上倒是有兩匾牌子，說明此處是浙江黨團的的建立處，但是沒注明是皮市巷三號，更沒有提及白屋和劉大白，這其實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給人的感覺好像杭州的黨團組織都是在這個牆角裏誕生的。不過現在不負責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也就見怪不怪了。大約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武俠小說的氣場中了，英雄莫問出處。
劉大白居住白屋時還經常去一個地方，這地方就是蕭山的衙前，那是去辦農村小學，兼而發動農民運動，這可不是一般的支教活動，這是相當於傳教，傳播革命的火種。所以後來蕭山紹劇團排的一出新戲就叫《火種》，後來又因故停演了。而從劉大白寫了那麼多反映農民生活的詩歌也可以得到證明。如果說詩人要到人民中去，那當年劉大白就做到了。
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包括要寫浙江的中國共產黨史，都是離不開這皮市巷三號的白屋的。從大一點來說，浙江的民國史，也是繞不開幾個主要人物的，他們就是經亨頤、沈玄廬等人，而他們都是劉大白的好朋友。而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而沈玄廬更具多變性，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風，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患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照曹聚仁的理解，牙痛好像還跟情事有關，但因為是學生輩，雖然後來他跟劉的夫人何芙霞也很熟了，但說起老師的情事，難免還是有點羞羞答答欲言又止的，這點禮節還是要守的。
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