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讀白之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紹興三傑，實際上最後都走上了從政之路。文人參政，學而優則仕，這沒有什麼可非議的，隻是劉大白跟沈定一和沈仲九相比，學術功底更深，而且詩名在外，所以他交往更多的還是文人朋友。
而文人總是喜歡拉幫結派的，當年的社團，今天的論壇，就是微博微信，最後一@也都是個圈子。都是為了抱團取暖的需要，即相互要有個照應，而現在的粉絲文化不算新現象吧，但也已經愈演愈烈。當時劉大白身邊最緊密的幾個人物，實際上還是浙一師金剛輩的陳望道和夏丏尊先生。這可以從他們的唱和應酬中看得出來。文人交往，相互放高利貸者少之，互相捧場者多之。
首先是陳望道先生出力作《修辭學發凡》時，劉大白寫了序言。大白先生寫序言時，已經病重不能握筆，當時是由他口述，兒子炳震筆錄於1932年的元旦完成的。等書在當年四月份出版時，大白先生已經不在人世了。
劉大白的序全文三千字左右，對老友陳望道的貢獻給了高度的評介。大白之序的第一句話便是——一九三二年，將要和一八九八年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了。因為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第一部文法書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國第一部修辭學書出版的一年……
這樣的寫法放到今天來看，還是很抓人的。這還是很詩人的寫法，而不是學究的套路。
《修辭學發凡》是望道先生一生學問的基石，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意義，不亞於馬相伯兄弟的《馬氏文通》。
後來人們在評述陳望道先生如何在艱難困苦中寫成這部大書時，主要的引述便是來自大白先生的序文，隻可惜，大白先生沒有看到此書出版便告別了人世。但陳望道先生特別在此書的後記中提到了劉氏父子為他這本書所作的工作，特別提到大白先生提的點子最多，且也最為關切，在重病時一直關心此書的出版，有時甚至寄上一封四十多頁的修改意見等，真是比自己的作品還要上心，當然那時已經是兒子炳震在病房中代筆了。這是兩位浙江一師同事間的友情。兩位“金剛”的性格有所不同，在各自領域內皆有造詣，而劉大白對語言學顯然是最有發言權的，同時他也要為自己、為他們這批金剛出一口惡氣，因為當年在浙江一師推行白話文時，就有人攻訐他們是不學無術之輩，所以他要讓世人看看他們的學術。
另一方麵，陳望道先生則替劉大白的《舊夢》作序，因為兩人是同事又是朋友的關係，所以陳先生則更多地寫出了大白的個性---“大白的人是外冷內熱的人，詩也是外冷內熱的詩。我雖然曾被大白說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實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內熱，多情多感，這便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後來陳望道又專門為《時事新報》的“劉大白先生周年祭專號”寫了祭文《大白先生的不死之處》，高度評價劉先生的為人---“大白先生是一個極其忠於學術，同時也於學術很有貢獻的人。他的晚年暫離開研究工作去執掌他所不大擅長的教育行政，已經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大損失，他的死更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陳望道還概括了劉大白為人的三個特點，第一是公而忘私，第二是剛強勇猛，第三是勤奮精進。
陳望道先生一再強調劉大白的學術價值，同樣也是在回駁浙江官府當年在一師風潮中說他們的不學無術。
另一位“金剛”夏丏尊先生不僅為大白的《中外詩外形律詳說》作跋，而且操辦了此書出版的所有環節。夏丏尊在跋中還講到了此書出版的艱難曆程，其中講到技術細節問題了---“那時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長的職務，在杭州靜養肺病。這回從上海回杭州去以後，病日加重，病中來信，頗念念於斯書出版的事。出版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稿中所用符號的繁多。這種符號須一一特製模型，其中有幾種，形體根本和鉛字的形體字不相稱，即使特製了模型，澆鑄出來，也無法容納在鉛字的旁邊，結果發現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難。關於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過好幾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隻好把稿子暫擱下來。曾有一次想請人抄寫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歡手寫體字，一定要鉛印。”
不喜歡手寫體字，一定要鉛印，這就是作家詩人的怪癖所在，他們不知道後來有了打字機再後來有了電腦，書寫的革命時代也已經到來，隻是電腦也有不少冷僻的生是打不出來的。聽說大白先生也愛“造字”，比如左邊“男”字傍，右邊一個“也”字，以區別於“她”字，隻是這個字後來沒有流行開來，流行的是“他”，可特指男人和男性。而據說“她”字是劉半農先生造的，當年的新文學革命就包括了文字革命，所以二劉衝在前麵且身體力行，他們在文章中用一些他們自創的字也是不足為怪的，而今天網絡時代對漢字的衝擊，已經不是“神馬”新鮮事了。
夏丏尊先生最後說---“大白多才而數奇，斯書自成稿以至成書，也經許多的厄運，仿佛象征著他的一生，可為歎息。”
1934年在劉大白去世兩周年時，夏先生又寫了《白屋雜憶》一文，其中大白是個“老少年”便由此出典---“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專門以割裂毛邊書之小刀，有裝盛茶葉置於壺中之銀質漏花球盒，見有零星小件，無不好奇羅致。案上及抽屜中隨處可見零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除了這三位“金剛”相互之間的幫襯之外，我們看到周作人先生也替《舊夢》寫過序，周先生說“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異說，還似乎擺脫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雖然這或者由於哲理入詩的緣故，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過，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盡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歡樂府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隻須適當的運用就好，因為詩並不專重意義，而白話也終是漢語。”
白話也終是漢語，看樣子周作人是站在劉大白一邊的，這也無愧於周先生作為五四之後新文化領軍人物的身份。還有一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物胡適先生則是替《白屋文話》寫了跋，胡先生說---“劉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學而提倡活文學的一個急先鋒，所以他要更進一步，做點正名實責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話文’，把白話文叫做‘人話文’。……劉先生做的正名工夫隻是要嚴分人鬼的界限；對那說鬼話的人們說：‘你們是活死人，你們是活鬼；你們有原形已現，不得久停，速回墳墓裏去！’……我對於劉先生的打鬼精神雖然很佩服，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隻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胡先生作為一名新文化的旗手，他說的這番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新文學新文化得拿出真正好的東西來才可能打敗“鬼文學”，因為“鬼文學”已經流行了有幾千年了。近九十年之後我們來看這一段話，想到新文學是有不少好東西了，但是我們覺得文言文中好的東西依然也在支撐著我們，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然而必須指出，胡適和周作人雖然也給劉大白寫了文章，但是他們行文中的口氣和用語等都還是比較冷靜客觀的，這跟他們給朋友輩所寫的序跋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應酬，有的則是完全是出於真心真情，這中間區別還是很大的。同時我們也知道，胡適雖然當時已經名滿天下，但劉大白對他也並不以為然，以為胡也會“胡說”的，特別是對胡適的新詩，大白是並不看好的，前麵胡替《白屋文話》寫的跋，原來應該是放在序的位置的，可能是大白並不滿意，所以就後移成了跋。而且照有的學者的分析，胡適也是要把劉大白的“鬼話文”和“人話文”納入自己的話語體係中，他體係裏的說法是---“死文學”和“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