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讀白之十：《白屋書信》和詩人之疾
要寫文人印象一類的文字，還原其本來麵貌大概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吧。要做到這個標準，如果僅憑同輩或晚輩的回憶文字，還是有點靠不住的，最好是有作家本人的日記和書信。日記和書信，再怎麼矯情和偽飾，也還是一種心情的流露。但文人中有的愛寫日記，有的不寫，劉大白的女兒劉星子曾經給《白屋遺詩》作注，據說她的依據便是劉大白的日記，但這日記我們沒法看到了，這便是一種永遠的遺憾。像經亨頤就因為留了1918年前後兩年的日記，所以他的人際交往圈便就一目了解了。
沒有日記，那就隻有靠書信了。
民國時期無手機短信和伊妹兒，也無博客、微博和微信，當然也沒有QQ和臉書，一切皆靠鴻雁傳書。所以要了解文人之真性情，一定要去看他們的書信，真如要洞悉魯迅的脾性，得去看他的《兩地書》。當然魯迅是寫給戀人愛人的，這個前提是要注意的，而且魯迅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生前就出版了這個與愛人同誌的通信集。那麼大白先生寫給徐蔚南的《白屋書信》，則是研究大白的最為第一手的資料了，尤其是他生命最後一段時間的記錄，後人關於他病情的一些文字，對做官與做學問的一些想法，實際上就出自這本小冊子，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得感謝徐蔚南，因為是他在大白去世後整理出版了這本《白屋書信》。
屈指一算，大白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82年了，他留下的著作也是種類繁多，但已經足夠讓我們研究並汲取營養了。他同時代的朋友和文人，雖然生逢亂世，但對大白的為人和為文，都頗多敬重，所以他的身後事，也基本由這些文人朋友在幫著張羅，包括遺著的出版，一些紀念冊的印製等。這其中邵力子、陳望道、夏丏尊等都是出了大力的，而這些人都是大白先生的同鄉和曾經的同事。而其中有一個我們前麵提到的徐蔚南，比大白要小一輩，名氣也自然不及陳望道先生等，但在複旦大學時期，徐先生跟大白先生是同事，何況徐先生又有在紹興任教的經曆，所以也可以看作是“親上加親”了。大白去世後，徐先生便整理出了大白先生寫給他的八十封信，並在三個月之後，即1932的5月便問世出版，這就是《白屋書信》。
這八十封信，第一封是1928年2月末日（28日），最後一封信是1932年的1月31日，即去世前的13天，這等於基本勾勒出了大白先生生命中最後四年的一些鱗爪片斷。徐先生在前言中說，從這八十封信裏，大白的性情、學問、生活、希望和他的病情，我們至少都可以窺見一角了。是的，這一角是確鑿真實的一角，而不是詩人式的杜撰和臆想。筆者此前在寫作浙江一師的一書時先寫就了兩萬多字的《歐化老少年劉大白》一文，寫完此文才看到了影印本的《白屋書信》。當時有一種什麼感覺呢，那就是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原來自己尋尋覓覓如獲至寶的片言隻語，都是來自於大白先生寫給徐先生的信，全是他自己的話，這便很是釋然了，算是終於找到了源頭，但同時又覺得這八十封信太少太少，而且我還總想探究信背後的，或者是隱藏在字裏行間的點點滴滴，正如我想從《經亨頤日記》中讀到更多的東西一樣。
要從《白屋書信》看劉大白的為人，如果用一個字，那就是：真；如果是兩個字，那就是：寂寞；如果是三個字，那就是：真性情。因為是書信，麵對的是故友舊知，又加上當時的處境十分寂寞，不要說沒有愛人，大白甚至說杭州沒有一個熟悉的人了。這不禁要讓人感歎不已，十年前他在一師前後的那一段日子，在杭州可以說友朋如雲，現在做了行政官員，連星期天都要去應酬，但竟然沒有一個熟悉的人了，這個熟悉，大概指的是可以談得來的人吧，談學問談往事談詩歌，雖然往來的並不是“白丁”式人物，但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用今天人們談蕭紅的話來說，就是一個黃金時代不複存在了，這也可以從另一側麵說明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厲害。當時的杭州已非十年前的杭州，經亨頤等一批浙江教育界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此時也基本離開杭州了，但不能說杭州就沒有精英了，隻是已經不是劉大白的圈子了，這裏麵有著人世變化的一些感歎吧，既有朋輩為新鬼的，也有老友變了形的，這個變形倒並無貶義。像第一封信中，劉大白就提到陳望道，說望道以前是一觸即發的紅頭火柴，性子暴烈得很，現在則成了安全火柴，有人以為是妥協主義者了，其實火柴還是火柴，一觸還是會燃料的，隻不過放進一個安全的盒子裏了……這表麵上說陳望道，實際上又何嚐不是夫子自道呢？所以劉大白會感到寂寞，這是一個中年男人的寂寞，是充滿了生命感的寂寞。
除了夫子自道，還要自況，一是說當下的處境，二是解剖自己的心路。他說“我生平最受影響的有三種東西：八股、數學和佛經。數學使我養成比較合邏輯的頭腦；佛經養成我的犧牲性，勇往性；至於八股，本來應該給我以壞影響的，但是說也奇怪，我卻從它那裏得到比較細密的鍛煉。我還從佛經裏得到宗教性的泛愛。”這其實就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層麵了，同時也說明了劉大白為人的矛盾性，因為他在世人眼中是以詩人而聞名的，但其實他所受的教育和影響，或者說他自己期許的並不是詩歌，而是與詩歌完全南轅北轍的數學等，所以沈家駿在《劉大白史料三則》中引述與劉大白同事於教育部的孫撰均（寒厓）、諸宗元（貞長）先生的話說：大白身上有許多矛盾；如舊詩與新詩，古文與白話文，文學與自然科學，婚姻等等。後期工作頻繁調動，行蹤飄忽，執教又從政，蝟集一身，對其健康有一定的影響……
是啊，人生並不是有人畫好跑道讓你跑就是了，好多是跑著跑著就跑出了新的路子，路子形成圈子，很難說這路子和圈子是好還是不好。正如某些文人一不小心做了官，有的想做官的卻做了文人，有的還想兩者兼顧，像中國傳統文人似的，其實劉大白碰到的問題，曆朝曆代的文人都碰到了，隻不過他恰遇一個新舊時代的夾縫，他一方麵做著舊學問，或者說有很強的舊學功底，且以為這是好的，但當時他又疾呼新學，這個新學在他看來就是白話文。
劉大白又說自己是個用情專一的人，但又很理性也頗能調節情感。
書信可以無所不談，包括也談及他自己的本行，他談及自己的一個發現，說“五七言律詩皆符合黃金律”，我不知道其他詩人和詩論家在此之前有沒有這個發現，也不知道黃金率對詩句有什麼影響，但就詩藝的專業水準來說，大白把自己的這個發現告訴徐蔚南，可見內心是一陣喜悅的。
而關於中外詩篇的律聲的文稿，這是大白先生最為看重的一塊，他覺得寫好了這文稿，“對人生有個交代了”，這說明這是他自己最滿意的也是最為基石性的作品。
在1928年7月5日的信中，他以師爺般的口吻說人生要望遠鏡和顯微鏡兼備，因為光把眼光放遠是沒有用的，它解決不了眼前的實際問題，而且他著重強調了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他又以輪船作比方，說感情是由煤產生的火，理知是羅盤，要想遠航這兩者必不可缺。所以繞來繞去，劉大白還是在講如何在紅頭火柴和安全火柴上做個平衡，這方麵其實劉大白已經做得夠好了，這甚至也是劉大白的強項，但這不等於內心沒有掙紮。
在這封信中，劉大白說“我所知道的人本來並不多，知道我的人也實在太少”，因此他也曾有寫自敘傳的念頭。他還強調自己本來是一個很羅曼（諦克）的人，之所以成為現在這樣，是社會和家庭及學問等錘煉而成的。
信中除了談病情之外，更多的還是感歎，一是感歎自己總是“要聽不要聽的話，見不要見的人”，而且星期天都開了一天的會。更可笑的是，三十年不通信的親戚也來信了，二十年前的學生也來聯係了，道賀謀事請題字寫發刊辭的信也紛紛而來……以大白先生的閱曆，這些世態炎涼他不會不知，也不會不有所耳聞，但自己親自碰到了，還是難免要感慨一番的。不感慨，不牢騷，就不叫文人之書信，也看不見真性情了，比如他說“在官之身總是不自由，想擺脫。”，他對徐蔚南說，應酬太多，一周要有N次的開會、講話和吃飯……今天我們讀這些牢騷，一點也不奇怪，那因為今日之官場或今日之學府，應酬就像空氣一樣須須臾不能離，應酬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由此誕生了政治和學術等各行各業的交際花。但劉大白是想以學術和寫作安身立命的，所以牢騷還是要發的。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牢騷歸牢騷，做事歸做事，並不是真的辭官走人。包括魯迅先生，都在教育部當公務員多年，吃的是官餉，而且後來不當之後還拿了著述費，這都不算什麼的，你不拿，能說明你道德的純潔嗎？我們知道大白的為官，是應蔣夢麟先生之邀請，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出於政治和友情。不過後來這幾乎成了劉大白的一“致命傷”，因為凡是有人評述他的詩文，尤其是在1949年以後的評論，總要提他在國民黨裏做過官這一事，好像這樣就不純潔不幹淨了，殊不知他和他的那一批同黨早期都信奉過馬克思的學說呢。中國人是喜歡站隊的，而且先站還不算，關鍵是要看後站，也就是看你在臨死前的那一段，站在哪裏這才可蓋棺論定，即所謂找到了歸宿。其實劉大白的好多詩好多學術文章，跟紅色還是白色是完全不搭界的，如果你一定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也是可以的，真這麼一分析，發現他是寫農民和農民運動最多的詩人之一，因為不能說唯一，這又怎麼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