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讀白之十二：當年的藏書都到哪裏去了
讀白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我覺得意猶未盡，為什麼，因為還有不少的謎沒有解開，事實上有的謎可能永遠無解了，但有的謎或許可以部分解開。比如說，大白先生去世後，因為沒有存款及房產一類值錢的東西，這在病中的《白屋書信》裏已經講得明明白白了，最後親屬和朋友們隻好靠賣書來解決大白子女的讀書和生活費用，且這點費用隻能在一子四女中首先保證兒子的教育費用。
想想極其悲涼，一個教育部的行政長官去世之後，兒女竟要麵臨輟學的困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這是一個清貧的時代，這是一個清貧清廉而仍有溫度的時代。這既是一個書生的悲哀，又是一個書生的最大安慰。
如前所述，當這一萬六千多冊書和雜誌賣掉之時，我們已經知道賣了多少錢；但我關心的是，這些書今天還在不在，如果在，那麼又在哪裏。
第一個線索是，這些書在浙江大學圖書館。
第二個線索是，這些書在浙江圖書館的古籍部。
關於第二個線索說起來較為複雜。因為有一種說法，說當年浙江大學圖書館的一些古籍版本，後來移交給了浙江圖書館。這個“移交”到底是“文革”期間還是在何時，一下子也說不清楚了，但據稱有人曾在浙江圖書館（杭州大學路上的）裏看到過蓋有劉大白藏書印的書。 後來據我的前同事詢問著名藏書家、學者顧誌興先生，他說“文革”期間浙江大學有一部分古籍書是移交給了浙江圖書館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浙江圖書館也就在今天杭州人所說的“老浙大”這裏，即就是在大學路。我對那裏的紅樓和草坪頗有感覺，尤其是借書時還可以從借書卡上看到這本書前麵有哪些人借過，這個人是誰，為什麼他（她）和我會共同的興趣？想想這樣的問題，要麼想出毛病來，要麼想出詩歌來。
而在何槐昌先生主編的《浙江藏書家傳略》中，劉大白先生也名列其中。書中這樣寫道：“有《劉大白先生藏書目》，著錄約四千種，收書新舊並納，兼容並蓄。藏收後歸浙江大學圖書館，計三千三百餘種，一萬四千餘冊。另有報刊三百餘種，二千一百餘冊。”
14000（餘冊）+2100（餘冊）=16000（餘冊），首先這個數字是成立了，何先生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幾十年，既然他提到了《劉大白先生藏書目》，那麼他應該看到過此藏書目；由此推理，他也應該最清楚劉大白的這些書在哪裏，但他在《傳略》中沒有提及。事實上在1949年之後，劉大白是一個可以被提及，也可以被略去的人物。
這就是曆史的吊詭之處。其實也不難理解，曆史，或者說曾經的那種曆史，它希望被記住的是那種被改編過甚至演義過的曆史，且是按照非紅即白的那種模式來的。要麼大功臣，要麼大壞蛋，正如舞台上的生旦淨末醜，角色早就分配好了。
那麼隻好去找了再說。
西湖孤山旁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此處原來叫文瀾閣，是一個文氣極其充沛之處。那也是前麵提及的1929年西博會教育館館址所在地。我在十多年前也去過，是去查一百多年前杭州出版的報紙。而我在十八歲那一年的大半年裏，有時還天天走過，因為那時我作為一個走讀生寄居在親戚家裏。
去古籍部是去找劉大白藏書的，但最大的問題又來了，因為不知道這一萬六千多冊的書名，就連一本書名都說不出來，那怎麼找呢？現在唯一的線索是據大白先生的外孫張先生說，大白先生的這些藏書有的蓋有藏書章，其中以“尋常百姓”這一閑章為多見，雖然不知道這章蓋在什麼書上。那麼隻好從藏書章入手，但這仍是大海裏撈針。怎麼辦呢，隻好從劉大白寫的文章來進行推測了，比如他寫過《說毛詩》的論文，那就把所有1932年前有關《毛詩》或《詩經》的版本找出來看看，有沒有他的藏書章？或者再扯遠一點，把黃遵憲的詩集找出來，像大白這樣新潮的詩人總要看看詩界革命之領軍人物的書吧。
張先生和我的這些努力，均以無效告終。
但也真是天佑我也。當無意中去查劉大白所著的作品目錄時，電腦上卻跳出來一個《劉大白先生藏書目》，且是上下兩冊！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老話還真有老話的道理。
當圖書管理員將這兩冊書目遞上時，我們好像有一種莫名的失而複得的感覺。書目是線裝的，線是後來換的線，但裏麵還夾著一薄薄的小袋，裏麵裝了一段當年用過的線，這個細節令人感動。斯時，陽光透過樹隙從窗口照到書桌上，溫暖的，明亮的。這是2014年10月22日，一個秋高氣爽遲桂送香的上午。
《劉大白先生藏書目》是當年這些藏書作清點移交時，由劉大白的妹妹，即被稱作“九娘”的劉詒君和圖書接受方一起編寫，且一一清點並經雙方認可的。這個雙方，實際上就是買賣雙方，這等於是兩冊“賣書契”，因為以前隻聽說有“賣地契”的。張先生還指給我看，哪些是“九娘”的字跡，那是極其漂亮的小楷行書。
（插圖）
如果按照一般的契約，這個《劉大白先生藏書目》上下兩冊應該有兩本的，這就像合同版本，甲乙雙方各持一本。據張先生講，他小時候在家裏是看到過這藏書目的，“文革”時被抄走了，那麼現在看到的，是“文革”時從家裏抄走的那兩本呢，還是原先就有兩本留給圖書館？
或許，根本就沒有甲乙兩份，隻有一本兩冊，因為這完全是手抄本，手抄要成為一模一樣的兩本，可能性也許不大。據汪誌青在《劉大白先生遺族近況》中說，大白先生的遺書，是經“羅膺中、戴靜山、金少英、陳伯君和儲皖峰諸先生的整理，裝箱保存了一年多……”現在翻開書目一看，那上麵還是還有抄寫者的名字，除前麵汪先生提到的之外，還有敬文、齊山、鍾嶽、逸庵、琢如、耕莘，有不少是兩人共同完成的，如“第六架集部，伯君編，靜山續”，這裏的人名可能也還有交集的，因為那時還有人用的是字啦號啦，但可以肯定，這都是大白先生的生前好友在幫忙。注意，敬文就是鍾敬文。
不管怎樣，兩冊書目，足可以解饞了。
兩冊書目，可以看出民國時一個讀書人的興趣和學養。
現在大家都在列書目，那麼當我們看到80多年前一位讀書人的書目，又會有什麼感覺呢？雖然那一冊冊書還沒能找到，但憑籍此書目已經可以看出1932年之前中國圖書出版和進口的大致情況，當然就大量的典籍來說，則還涉及到版本學、印刷史等等方麵的課題。
還是先來介紹一下我所看到的這兩冊書目吧。
第一這是用類似水筆寫的書目，其中部分是用毛筆寫的，這從筆鋒中看得出來。
第二這是用“架”來歸類的一種書目，架這個字本身就有作量詞解的意思，兩柱之間為一架，藏書目中的每一架，皆有編寫者的名字。
第三是一共有二十八“架”。其中第一架是佛經，二三架為“空”，第四架為文學書和辭典，第五架為詞曲、集部，第六架到第八架皆為集部，第九架為經部，第十架為子部，第十一架為算學書，第十二架為文學書，第十三和十四架為小學書，第十五、十六架為日文書，第十七架為小說筆記，第十八、十九架為新書，第二十架為日文書和新書，第二十一架到二十四架皆為雜誌，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架為史部，第二十七和二十八架為各類叢書。
由此，一個傳聞得到了印證，在錢塘江九號的寓所，劉大白有時會差孩子去書房裏拿書，告訴他們這本書在第幾架上，這說明他對這一萬多冊書是記得清清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