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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經略江河,善治國者必先治水

1.治水改變世界

人類的曆史,就是人類與自然災害艱苦卓絕鬥爭的曆程。

“今天上午,我來了,我看到了,我被征服了!相信每個見證這一人類偉大奇跡的人也都會被征服!”1935年9月30日,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站在220多米高的胡佛大壩前,親自主持了胡佛大壩的竣工典禮。那天,他站在講台上激越地演講,同樣征服了講台下的數千名昕眾,他們無不為這座令人難以置信的水壩歡呼雀躍。

科羅拉多河穿越美國西南部,千百年來,河流兩岸地區受盡了這條充滿野性的大河的折磨。每年春季及夏初,大量融雪徑流彙人,經常導致河流兩岸低窪地區泛濫成災;然而到了夏末秋初,河流水量驟誠,中下遊幹渴的大地得不到它半點惠澤。20世紀初的一場大洪水,把加利福尼亞南部變成了一片汪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從1931年1月開始,一無所有的莫哈維沙漠上聚集了數萬名勞工,開始修建胡佛大壩這座“繼巴拿馬運河完成後,西半球最大的建築工程”。1935年,一座橫跨在黑峽穀穀壁之間的拱形混凝土大壩,毅然截斷了洶湧的科羅拉多河。這座壩高221.3米,壩基厚達200米,澆築333萬立方米混凝土的巨型水壩,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拱形壩。

胡佛大壩的建成,極大地振奮了美國人的民族自信心。美國開始走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的陰影,進入經濟起飛階段。科羅拉多河再也沒有出現過因洪水泛謐造成的災難,而水電站發出的巨大電流,更是產生了強大的經濟推動力,所增加的大量電力讓美國西南部迅速發展,強大的電流輸往洛杉磯和南加州,使拉斯維加斯、鳳凰城等成為美國發展最快的城市。

胡佛大壩不僅改變了美國西部,而且還改變了美國。而在地球的各個角落,人類利用水資源,開發水利的偉大實踐早已開始。

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約公元前2000年已有了完整的灌溉渠係。至20世紀中葉,兩河流域灌溉麵積達400萬公頃。兩河流域上遊的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境內都有許多古灌區,有些至今仍在使用。亞美尼亞、伊朗等地則從公元前8世紀就以引用地下水發展灌溉的坎兒井眾多而聞名。

公元前3世紀左右,印度河流域憑借灌溉已做到一年兩熟。當時北方建有亞穆納水渠,南方則有高韋旦河三角洲灌區。在中世紀的1000多年中,南亞次大陸建造了數萬座水壩用於灌溉。1932年完成的蘇庫爾閘引水工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控製性引水灌溉渠係,灌溉田地達300多萬公頃。

在亞洲其他地區,早在公元前1050年柬埔寨就在吳哥窟附近修建了逞粒河灌區,並且一直使用到現在。日本在公元前6世紀已有水利記載,以後大量修建山塘、水庫,20世紀開始修建大型灌區,至上世紀中葉全國水澆地已占耕地麵積一半以上。

美洲灌溉可追溯到古老的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秘魯的灌溉曆史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開始。中美洲、墨西哥等地到1946年灌溉麵積達123萬公頃,此後20年中修建了數百座水庫和近千處引水壩。美國西部素有幹旱“荒漠”之稱,由於修建了中央河穀、加州調水、科羅拉多水道和洛杉磯水道等長距離調水工程,在加州幹旱河穀地區發展灌溉麵積2000多萬畝,使加州發展成為美國人口最多、灌溉麵積最大、糧食產量最高的一個州,洛杉磯市也躍升為美國第三大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大利亞為解決內陸的幹旱缺水問題,在1949一1975年期間修建了大型調水工程一一一雪山工程。該工程位於澳大利亞東南部,從雪山山脈的東坡建庫蓄水,將東坡斯諾伊河的一部分多餘水量引向西坡的需水地區,通過大壩水庫和山澗隧道網,每年提供工農業用水23.6億立方米,灌溉總麵積26萬公頃,並為南澳首府阿德萊德100多萬人口的城市用水及重要工業區提供水源保證。

埃及國土麵積中96%是沙漠,尼羅河無疑是它的“生命線”。1970年,曆時10年建成的世界七大水壩之一的尼羅河阿斯旺水壩,壩高111米,是一項集防洪、灌溉、航運、發電等於一體的綜合利用工程,它的建成實現了尼羅河水的合理利用,在幾乎全非洲都在鬧饑荒的時候,埃及的糧食基本自給自足。阿斯旺水壩建成後,埃及又建造了和平渠與謝赫·紮那德水渠,分別將河水引向西奈半島和埃及西部沙漠,使埃及可耕地麵積增加25%。

俄羅斯水資源極為豐富,但分布不平衡。為了解決水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蘇聯時代共建設了15項調水工程,年調水量達480多億立方米。其中最長的大土庫曼運河長1100公裏,曾經被稱為世界“運河之王”。

水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在發展水利的同時,人類必須與水害做鬥爭,最普遍的防洪措施就是沿河流兩岸修建堤防。從公元前3400年左右埃及人修建的尼羅河左岸大堤,到密西西比河下遊堤防、萊茵河下遊防洪堤,人類修建防洪工程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歇。

191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防洪法案,授權陸軍工程兵團在密西西比河和薩克拉門托河上修建防洪工程,並研究其他河流的防洪問題。1936年的美國防洪法案則進一步製定了防洪工程措施,規定聯邦政府與州政府要在防洪工程中合作,委托農業土地部製定防洪計劃,委托陸軍工程兵團製定工程計劃。1968年的國家洪水保險法案特別強調對洪泛區的土地利用加強管理,以減少洪災損失。

從胡佛大壩開始,人類利用水能發電的腳步開始闊步前行,1942年美國在哥倫比亞河上建成大古力水電站,現有裝機容量為648萬千瓦。20世紀80年代,巴西政府決定同巴拉圭政府聯合建造的伊泰普水電站,總蓄水量290億立方米,總裝機容量高達1400萬千瓦。伊泰普水電站生產的電能由巴西與巴拉圭兩國分辜,它不僅能滿足巴拉圭全部用電需求,而且能供應巴西全國30%以上的用電量。

2009年建成的中國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是一座集防洪、發電和航運等十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巨大樞紐,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大壩高程185米,蓄水高程175米,水庫壩長2335米,安裝32台單機容量為70萬千瓦的水電機組,裝機總容量達到2250萬千瓦,多年平均發電量882億度。

現代人類對水資源的利用規模空前,截至2014年,全球水電裝機容量約10億千瓦。而中國水電裝機容量突破3億千瓦,總裝機容量已居世界第一。作為利用效率高、開發經濟、調度靈活的新能源,水電開發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能源發展的優先選擇。

同樣,現代人類對水資源控製的規模前所未有,全世界現在水庫的蓄水量高達1萬立方公裏,是全球河流水量的5倍。科學研究發現,由於大多數水庫都位於人口密集的北半球,額外的重量已經改變了地球的自轉速率,從而導致了地球自轉轉速加快,在過去的40年裏,地球自轉時間每天都會縮短八百萬分之一秒。

如今,我們認為對水資源的控製理所當然,現代文明的發展離不開水,但水資源十分有限,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水危機正在成為一個影響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

2.5000年文明古國的治水之路

“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2600多年前,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管仲(約公元前725一公元前645年)第一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國安邦頭等大事的思想。

“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而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使蓋藏充裕,緩急可資。”300年前,乾隆做出如此論述。

中國是一個水利大國,也是一個水利古國。中國農業問世以來,就與治水緊密聯係在一起。縱觀我國曆史,曆代善治國者均以治水為重,善為國者必先除水旱之害。從大禹治水到秦皇漢武,從唐宗宋祖到康熙乾隆,每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把水利作為施政的重點,從《山海經》傳說、西門豹治水、李冰治水,到《水經注》的具體方案實施,中國最早的水利專著《史記·河渠書》,皆打上水利治國的烙印。我國曆史上出現的一些“盛世”局麵,無不得力於治國者對水利的重視,得力於水利建設及其成效。對於古老的農耕文明來說,水利關係著一個國家的貧弱與富強,影響著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衰落。

鑿山治水開道,勘定九州山河。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夏朝就是在和黃河大洪水抗爭中誕生的。約4000年前,我國大地到處都是滔滔洪水,古代先民陷入了空前的洪荒災難之中。堯作為四大部落首領召集部落聯盟會議,專門研究治理水患問題。大家一致推薦夏族首領鯨主持治水。鯨采用“理障”(即堵)的辦法,修築堤壩圍堵洪水。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經常是前築後衝,沒有製住洪水。堯的助於舜認為鯨治水無方,把他流放到羽山,後又將鯨處死。堯死後,舜即位為部落聯盟首領,派鯨的兒子禹主持治水。禹汲取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改變單純築堤堵水的辦法,“疏川導滯”,因勢利導,疏通河道,終於製服了洪水。從此以後,“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治水,使大禹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威望,從而奠定了大禹對部落聯盟絕對權威的領導。他“鑄九鼎”“定九州”,按照地域區劃加強對氏族部落的管理,並且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劃分出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從而打破了原始的民主部落製度。大禹死後傳位給他的兒子啟,啟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奴隸製國家一一一夏朝。

大禹治水成就了中國古代國家曆史的開端,成為中華民族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標誌著延續數萬年之久的原始社會的基本告終,開啟了以後持續幾千年的階級社會。

戰國時期齊國國相管仲,首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國安邦頭等大事的論點,並將其應用於實踐。通過興修水利促進生產,最終實現了他夢想的“倉廉實則知禮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理想,使齊國國富兵強,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

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之首後,欲掃滅六國,韓國首當其衝。韓桓惠王為阻止秦國攻打韓國,派水利專家鄭國作為間諜入秦,遊說秦王興修水利,使其沒有精力東伐,史稱“疲秦”之計。秦王聽了鄭國的建議,命鄭國主持修建引涇工程。後來秦王識破了韓國之計,要殺鄭國,並下了“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的逐客令。寄居在秦國呂不韋門下的楚國人李斯向秦始皇呈上了著名的《諫逐客疏》,據理力爭,終於使秦始皇接受了自己的建議,取消逐客令,讓鄭國繼續主持引涇灌溉工程。工程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開工,曆經十年完工,“自仲山(今涇陽縣張家山)西邸瓜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河三百餘裏”。秦始皇把這項偉大的水利工程用間諜的名字命名為“鄭國渠”。日益富強起來的秦國,首先消滅了韓國,並逐個剪滅了其他諸侯,統一了中國,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對鄭國渠的作用如此記載:“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

漢武帝劉徹是對治水安邦思想認識最深刻的封建帝王之一。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內史倪寬上奏請求開鑿六輔渠,漢武帝欣然準奏,並在奏章批閱中闡明了他對興修水利的思想:“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阪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摯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踩行水,勿使失時。”

由於漢武帝重視水利,把興修水利作為治國安邦之策,西漢的水利建設空前繁榮。公元前132年,黃河瓜子決口南雯,“東注巨野,通於淮潤”,洪水淹及16郡,泛濫23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親臨決口祭祀,督令沉白馬玉壁,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要背柴參加決口堵複。堵複後,漢武帝在決口處築宣房宮,作頌歌,以示紀念。這種由政府組織、皇帝親臨工地直接指揮的治理黃河工程,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

司馬遷親曆瓜子參加堵口戰役,他悲《瓜子》(漢武帝所作《瓜子歌》兩首,記述了這次堵口的經過)而作《河渠書》,言:“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隻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鈕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位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唐太宗李世民以水的哲理舉一反三,治國安邦,開創了貞觀之治。即位之初,黃河流域水旱連發,百姓流離失所,社會動蕩,他汲取隋滅亡的教訓,設義倉,免偌役,修水利,扶農桑,實行改革,複蘇經濟,終於形成了吏治清明、國強民殷的“貞觀之治”。雖然唐太宗在位23年,興修的水利工程不是很多,但他把治水與德政聯係起來,他對待臣說:“古人雲‘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架、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從哲學上升華,形成了他“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治國安邦的政治理念。

“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功,而後裕國。”這是清朝康熙時著名大臣慕天顏說的一句極有見地的話,深刻闡明了治水、農業生產與國家經濟進而與國家政治穩定的關係。以開創“康乾盛世”而著名的康熙皇帝更是把治水推到了極致。清入關後,百業待舉,康熙皇帝卻說:“聯聽政以來,三藩及河務、清運為三大事,鳳夜崖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三藩”是一個政治問題,另外兩件大事都與水利有關。所謂“河務”,指的就是黃河防洪問題;所謂“清運”,即通過運河進行南糧北調問題。康熙皇帝把河務、清運與平叛三藩並列,作為施政的頭等大事,足以證明其重視水利的程度,以及治水在當時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乾隆皇帝也十分重視治河工程和水利事業的發展,認為水利“關係國計民生,最為緊要”。他也曾多次巡察,指導治河,先後任命鄂而泰、孫嘉淦、方觀承等主持治理,采取了修築堤撚、修建水壩、疏潑河道等措施,提高了河道防洪能力,確保了黃河兩岸百姓生活的安寧。

正是由於曆朝曆代重視水利,或興水利,或治水害,或通清運,或以治水之道治理國家,把治水看作重要的治國方略,中華文明才得以不斷繁衍傳承。而治水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如果說以農立國是基本國策,水利就是農業發展的根本保障。曆朝曆代都非常重視大江大河為主體的水源以及星羅棋布的水利設施完善,這些對農業灌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幾千年的治水曆程,本質就是把握糧食。

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孫叔敖於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主持修建了中國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苟阪(安豐塘),工程在安豐城(今安徽省壽縣境內)附近,使安豐一帶糧食產量大增,並很快成為楚國的經濟要地。

戰國時期,魏國郵令西門豹開引漳十二渠,使漳河兩岸成膏映,“則畝收一鍾”(一鍾為十小石,約畝產千斤,是當時一般田地產量的三倍多)。

距今2200多年前,李冰在成都平原的眠江上主持興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匡灌溉工程。在當時沒有任何高科技手段的情況下,李冰對眠水東流的地形和水情做了實地勘察,繪製出水係圖譜。在當時尚未發明火藥的情況下,以火燒岩石,使其爆裂,鑿穿玉壘山引水,時至今日仍被奉為水利工程的標杆。後人為其總結出“深淘灘,低作匡”的“治水三字經”和“逢正抽心,遇彎截角”的“八字真言”,使眠江內江外江三七或四六分水,兩千多年來保證成都平原沃野千裏、水旱從人。這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體現了古老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至今還在為無數民眾輸送汩汩清流,灌溉著成都平原的1000多萬畝良田,使曾經旱澇無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國,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西漢建都長安,為了保證首都的糧食供應,優先發展了關中農田灌溉事業,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命左內史倪寬主持修建六輔渠,以灌溉鄭國渠所不及的高仰之田,先後叉開鑿了曹渠、河東渠、龍首渠、白渠、靈幟渠、成國渠等。水利建設使關中迅速發展為當時全國著名的基本經濟區。當時關中“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對鞏固漢王朝的統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沒有特別重大的水利工程,但中小型的工程麵廣量大,有二三百處之多。20世紀70年代初,在洛陽發掘出了隋唐二代的著名府倉一一一含嘉倉,共有大大小小的害庫數百個,每個害庫都可以藏糧數十萬斤,全倉的藏糧之巨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當時這樣的國家巨型糧倉還有多處,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糧倉,可知天下的藏糧確實夠富足的了。興修水利,糧食豐收,國庫充盈,保障了唐朝中央王朝貞觀盛世的物質基礎,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開啟了一個萬國朝瓢,令世界為之尊崇和膽寒的大唐帝國。

中華民族的治水活動,除了防洪與灌溉之外,開鑿人工運河以溝通封建王朝或諸侯割據勢力的都城或據點與各地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聯係,也一直是國家或地區政權致力的要務。宋代以前,封建王朝的都城大多坐落於北方。這就使得發展與維護溝通南北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運輸體係成為曆史的必然。而在陸上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水運的興衰成為社會政治穩定、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解決運輸的最佳途徑則是開鑿大運河,通過清運保障都城的經濟供給。

曆史上有明確文字記載最早開通的人工運河是位於江淮間的部溝。它是春秋後期吳王夫差為了北上爭霸,以運送糧食、軍隊為主要目的而開鑿的。戰國時期鴻溝的開鑿,溝通了淮河和黃河。此後,秦代開挖了靈渠,溝通了長江水係和珠江水係。漢代,漢武帝為了使黃河下遊地區的穀物貢賦順利運至京都長安,開鑿了一條連接長安與黃河的300餘裏人工運道一一一清渠,這條人工運河一直延續使用到唐代,成為京師長安給養運輸的生命線。東漢遷都洛陽,光武帝修建了溝通洛水與黃河的陽渠,從而實現了洛陽與中原之間的水運交通。東漢末年,曹操向北用兵,開鑿了平虜渠、泉州渠、新河等一係列運河,溝通了黃河、海河、來河流域。

隋朝統一全國後,傾全國之力,大力開鑿運河,並最終開成了由永濟渠、通濟渠、部溝和江南運河組成的南北大運河,這條大運河將原先東西橫流的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一線貫通聯係在一個水運網中。這條全長近3000裏的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跡,與萬裏長城一樣,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壯舉,使中華民族從隋代至今的1000餘年間坐享其利。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他的長詩《隋堤柳》中感歎:“二百年來沛河路,沙草和煙朝複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另一位詩人兼政治家皮日休則說,運河“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隋朝的功業為唐朝及其之後的封建王朝成為當時世界最富庶最強大的帝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