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3歲那年，我在城郊上高小。有一天，學校在電影院包了一場電影，每個人交5分錢。前一天向母親要時，母親不給。那時候，5分錢是一個雞蛋的價值。老師說，如果實在沒錢，交一個雞蛋也可以。母親不給錢，我就準備偷一個雞蛋去看場電影。結果母親比我聰明，把家裏的雞蛋鎖進櫃子。早晨起來，母親早早坐在雞窩前納鞋底，守著她那三隻老母雞，我再想偷也無處下手。奈何隻好背著書包去上學。
下午兩點，學校整隊出發。長長的隊伍恰好要從我家門口經過。我便提前跑回家，搶過母親手中的掃帚把大門外細細地掃了一遍，又淋了一桶水，灑濕地麵。
我看見黑壓壓的隊伍在一溜塵土中向我家逼近，便又一次攤開手掌，向母親要那5分錢，臉上堆出可憐的笑容，心裏急得火燒火燎。
電影是《宋景詩》。看了電影回來要寫作文。我的作文，一向是年級裏的範文，我怎麼能不看這場電影？再說，讓班上的女生們知道我看不起這場電影，我還有什麼麵子？母親口袋裏絕對有錢。父親當醫生，每月有工資，但她這會兒和我較上勁了，就是不肯把手塞進口袋裏。
隊伍從我家門前過去了。老師問我，我說馬上就趕上來。老師看我母親時，她還笑嘻嘻地和老師打招呼。那意思是說，你們先走，一會兒我讓他追上去。可是，等老師和隊伍都遠去了，母親的臉卻又陰了下來，一扭身進了大門，不理我了。
在那個時代，在我那個年齡，非常清貧的精神生活中，一場電影絕非等閑小事。我跟在母親身後，又一次攤開手掌說：“媽！你今天給我5分錢，我長大了給你50塊錢！加100倍還你！”
母親回過頭來：“我不指望你那50塊錢。”
母親是個河南人。在陝西，河南人一律被稱之為河南蛋，向來以蠻橫刁頑不講理，而讓本地人鄙視。過去，在學校裏，誰要是敢罵我一聲“河南蛋”，我會上去拚命。就在那一刻，我真想衝著她也罵一聲：“河南蛋！”
我跑了。那時候，我沒有任何資格和母親爭長論短。我才13歲，才上六年級，我隻會給家裏打豬草，隻會在廚房拉風箱，我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就是說，我也隻能往野地裏跑，而不敢往城裏跑。
正是初秋時節，半人高的玉米葉子抽打著我的臉，抽出一道道血痕。我跑到玉米地頂頭，趴在一眼水井邊哭了起來。我想，我會長大的，我長大了也一定會掙錢，我難道真的掙不來50元錢嗎？那時候，我覺得人要長大，是一個很漫長很遙遠的將來。
同學們在電影院看電影，我卻趴在井台上想，我如果長大了，當我掙上50元錢，我該如何去報複自己的母親。
也許就是從那一刻起，我發誓，我將來一定要自己拍一部電影。
19歲，我當兵兩年，這之前，身子正發育時，碰上了低標準瓜菜代，就像一棵苗兒正拔節時突然斷了水，個子沒有躥上來。1.67米的身高，成了三等殘廢。沒有身高也就沒有力氣。甩手榴彈35米及格，胳膊甩腫也隻能甩34米。看來吃軍事這碗飯危險：這輩子咋辦呢？靠什麼掙那理想中的50塊錢呢？
於是便有戰友對我說，你腦子靈活，又會講故事，你就憑你的腦子在世上混飯吃吧。
雞有爪子，豬有大吻，我卻有腦子，不妨試試看。因為除此別無選擇。
那一年秋天，青海省文聯辦了個創作學習班，竟然讓我混進去了。有一天是王吾增講課，他會寫散文，也會寫小說，更會寫電影劇本，他是那會兒在全國很叫響的一位作家，中午講完課，大家便圍定他問長問短，一下錯過了吃飯的時間，王吾增便說，我今天請大家吃飯，糧票你們自己掏。
說完他讓大家靜一靜，從褲子口袋裏摸出一個空煙盒，兩手一撕，展在膝蓋上，十分鍾不到，便寫了一首詩。詩寫畢，又給和他相熟的李編輯寫了一張預支稿費的條子，便讓我騎車去報社交稿子領錢，其他一夥人到古城台一家飯館裏坐等。我拿著王大作家這首寫在煙盒紙上的作品，怎麼也不相信就會換成錢請十幾個人吃飯。若能這樣，那世上掙錢也就太容易了。不料李編輯見了那紙高興地說，正愁沒稿子發哩，王吾增真夠意思！他像拾了個金元寶似的上下忙了一會兒，就把錢遞到我手上了。我現在還記得，那首詩的稿費是38元5角。那時候，一碗優質清湯牛肉麵是一毛八分錢。這一首詩竟值200碗牛肉麵！半個村子的人都夠吃了，而且能吃飽。
多年之後，我調到西影文學部，和王吾增坐在一個辦公室，成了他的學生，也成了他的同事。再問起這事，他說“文革”前《人民文學》的稿費最高，千字可開到32元。一般省報對著名作家可開到30元，那首詩25行，20行算1000字，啊——也算一行。再問，他便說，其實那首詩是前一天晚上就構思好了的，當時表演隻是為炫耀，嚇一嚇我們這幫業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