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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pilogue）
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篇幅中對一個很大的題目———南北歐作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描述和梳理隻能就這樣匆匆地暫告一個段落。讀者們大概不難看出，本書的寫作不同於此套叢書的另外幾種，它所依循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徑：其一是，追蹤並從宏觀的理論視角來描述中國文化和文學是如何在南北歐翻譯、介紹和傳播的，以及中國文化和文學在這些國家的教學和研究狀況，我認為這些恰恰是國內的讀者和研究者最想知道，但又由於種種原因而難以了解到的東西，因此在這方麵，我們盡我們所能向國內學者提供一些最近的信息和資料；其二，本書也和叢書的另幾種書一樣，描述南北歐作家與中國文化的實際“接觸”和“互動關係”：一方麵是他們的作品在中國的文化土壤裏如何被接受和被研究的，另一方麵是這些作家本人在從事文學創作時是如何受到中國文化觀念的啟發乃至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中汲取靈感和素材並將其用於自己的作品的。我認為，追蹤中歐文化關係隻有依循這樣兩條路徑才能真正地體現中國文化與歐洲作家的雙向互動關係。因為我始終認為，全球化並非西方化，更不是美國化。
確實，全球化消解了邊緣與中心之間的界限，使原先的“中心”有可能退居到“邊緣”，同時也使原先處於“邊緣”地位的力量逐漸進入“中心”地帶。全球化的進程實際上為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帶來了難得的機遇，我們作為處於弱勢文化的一分子，隻有及時地抓住這個機遇，不遺餘力地為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推波助瀾，才不會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西方文化誠然對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有過很大的影響，其中有些已經被轉化，進而形成了中國文化和文學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從事中外文化關係研究如果僅僅停留於此，那將是不完全的，得出的結論也必定會是偏頗的。因此，我們應該把更大氣力花在考察和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學在國外的傳播和接受上。我想，這才是本書撰寫的主要目的。
但是書稿匆忙完成之後卻留在我心中的依然是這樣一種遺憾之感，這方麵需要了解和查閱的東西實在太多了，而現成的研究成果又很少。此外我們所涉獵的這一領域的各個方麵實在是太廣闊了，單是書中所涉及的這些南北歐國家所使用的不同語言就超過了十種，這實在是大大超越了本人的學力和知識，因而有些章節的寫作我們不得不借助於大量經過翻譯的中文和英文資料。另一方麵，從現有關於文化的定義來看，人們對“文化”的界定實在是太多元了，按照伊格爾頓的話來說，從斯特拉文斯基的藝術直到陰溝的管道都可以與文化有所幹係，也即高雅的審美文化和通俗的大眾消費文化都可被納入“文化”的保護傘下。因此本書所描述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種限於有文字記載的高雅文化，很少涉及民間文化、大眾文化以及傳媒文化等方麵。盡管如此，我仍感到，這方麵仍有許多空白等著我們去填補。此外，再加之時間的緊張和資料的匱乏，我們不得不就此打住，以完成出版社早就製定好的出版計劃。好在據我所知，國內尚無一部全麵論述南北歐作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學術著作問世，因此當初本叢書主編錢林森教授和寧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編審向我約稿時，我竟然不知深淺地就答應了下來。事後才知道此事的難度之大實在是超越了我的能力的。於是我不得不鬥膽邀請我的一些學術同行、學生和朋友加盟，在所能見到的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了這本不甚成熟的小書，以就教於國內外學術同行和廣大讀者。
毫無疑問，本書的寫作是在國內外諸多同行、專家以及我本人的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這一點廣大讀者完全可以從書後附上的主要參考書目中見出。其中我所撰寫的一些章節的初稿曾在我主要撰寫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中先行出版，此次收入本書大多作了增刪或重寫，在此我首先對那本書的責任編輯張晨光先生致謝。此外，我也在此代表本書的另幾位撰寫者向這一領域內的先行者表示由衷的感謝。本書的寫作始終得到國內外前輩學者們的關注和指導，佛克馬教授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訪談，並通過電子郵件一一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們的對話放在全書各章之首。同時我也衷心地感謝寧夏人民出版社的新老社長和責任編輯哈若蕙女士，以及本叢書主編錢林森教授，沒有他們的反複敦促和熱情鼓勵，本書恐怕至今尚未完成。
最後，我謹在此交代一下本書在撰寫過程中的分工：除了我和佛克馬教授的對話由我們兩人共同完成英文初稿，然後由我本人譯成中文外，我本人撰寫“神奇的想象與重構：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文化和文學在荷蘭的傳播”“中國文化在北歐的傳播”“漢學的更新及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漢語的普及與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等全章、“易卜生在中國”一章的第四節“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當代中國”以及後記，約9 萬字，並對全書進行文字風格和編排格式方麵的統一；葛桂錄撰寫“意大利作家與中國文化”一章，約8 萬字，並協助我審閱所有章節並作相應的文字和格式方麵的統一；何成洲撰寫“易卜生在中國”一章的第一、二、三節，約2 萬字；李德恩撰寫“塞萬提斯和《小癩子》在中國”一章，約1 萬字。最後，我想指出的是，美國伊利諾大學提供的“傑出學者訪問教授基金”使我得以在本書初稿完成後擺脫繁忙的教學行政事務，專心致誌地作最後的衝刺，在此也向該校的徐鋼博士表示感謝。本書由於係多人合作完成，因此內容上由各位作者自負文責，而本人則負責全書的體例格式和文字風格。如有不當之處，懇請廣大專家學者和讀者不吝指正。
王寧
2005 年9 月於
美國伊利諾州香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