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發燒到攝氏四十點三度，躺在急診室裏好幾天，高燒不退。我一邊呻吟並且似乎想了一下後事的安排，一邊驚異地發現，周圍一切景物都蒙上一層沉暗的綠色，幸而心裏還不糊塗，知道這不過是四十點三度在搗鬼。幾天後，燒退了，那層沉暗的綠色隨之消失，世界又恢複了正常的色彩。那時我想，要是有一種動物它的正常體溫就是四十點三度，那麼它所相信的真實世界，會不會原就多著一層沉暗的綠色？這是一種猜測，站在人的位置永遠無法證實的猜測。便是那動物可以說話，它也不能向我們證實這一猜測的對還是錯，因為它不認為那發綠的世界有什麼不正常，因為它不可能知道我們所謂的正常到底是什麼狀態，因為它跟我們一樣，無法把它和我們的兩種世界作一番比較。
對於色盲者來說，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說，不是七種而是五種。但為什麼不可能是這樣：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種而是九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總猜想，在我們分析太陽的光譜時，是否因為眼睛的構造(還有體溫呀，心率呀，血壓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種顏色(比如沉暗的綠色)所蒙蔽所歪曲了？當然這猜想又是永遠無法證實，因為我們不管借助什麼高明的儀器，最終總歸是要靠眼睛去作結論；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總也看不出眼睛對眼睛的蒙蔽。
那麼聽覺呢？那麼嗅覺和味覺呢？那麼人的一切知覺以及由之發展出來的理性呢？況且，人類的知覺說不定會像色盲一樣有著盲點呢？我們憑什麼說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純客觀的世界呢？
三
一度，我曾屢屢地作一個大同小異的夢，夢見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覺。因為這樣的夢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這夢裏問這夢裏的別人：“這回我不是又在做夢吧？”別人說：“不是，這怎麼會是夢呢？當然不是。”我說：“那怎麼證明？你怎麼能給我證明這一次不是夢呢？”別人於是就給我證明，“你看太陽，不是還在天上？”“你看這樹葉不是綠的麼？你聽，不是還有風？”“你再看這河，水不是還在流著麼？”……雖種種證明完全不合邏輯，但在夢中我卻一一信服，於是激動得流淚，心想這一回到底不是夢了，到底是真的了。可這麼一激動，就又醒了，看著四周的黑夜，心裏無比懊惱。懊惱之餘我想：要是在夢中可以懷疑是不是夢，那麼醒了也該懷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夢中還可以做夢，為什麼醒來就不可以再醒來呢？
我還常常作些離奇古怪的夢。有一次我夢見一個周身閃耀著靈光的人對我說：“知道你的病因是什麼嗎？”我問：“什麼？”他說：“你的脊髓裏顛倒了八小時。”於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夢見走進一片樹林，或者有或者隻是我感到有——一個聲音在對我說：“找找看，哪一棵樹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潑灑，高大的喬木蔽日遮天，我摸摸這一叢，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說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夢見我放聲高歌，歌聲嘹亮響遏行雲，而且是即興的詞曲，但低吟高唱無不抑揚成調。有一次，我夢見，我把右腿卸下來裝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來裝在右胯上，於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過周遊世界的夢，作過發財的夢，作過被稱之為“春夢”的那種夢。我相信弗洛伊德們肯定會找到這些夢的原因，不過我對此沒有多少興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總歸跑不出這個邏輯。讓我感興趣的是，夢中全不顧什麼邏輯和規矩，單是跟著願望大膽地走去。
你無論作什麼樣的離奇古怪的夢，你都不會在夢中感到這太奇怪，這太不可思議，這根本不可能，你會順其自然地跟隨著走下去。而這些事或這些念頭要是放在白天，你就會羞愧不已、大驚失色、斷然不信、踟躕不前。這是為什麼？很可能是這樣：從人的本性來看，並無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來說，一切都是正當。所謂奇怪或不正當，隻是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各種規矩的襯照下才有的一種恐懼。
四
寫作(這裏主要指小說和散文)成為少數人的職業，我總感覺有點荒唐。因而我想“專業作家”可能是種暫時現象。世界上那麼多人，憑什麼單要聽你們幾個叨嘮？人間那麼多幸福快樂困苦憂傷，為什麼單單你們幾個人有訴說的機會？幾十億種生活，幾十億種智慧和迷惑，為什麼單單選取你們的那一點點兒向大家公布？我覺得這事太離譜兒。
小說或散文若僅僅是一處商業性的娛樂場所倒也罷了，總歸不能人人都開辦遊樂場。但文學更要緊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對存在狀態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觀賞，是求一條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攜手或孤寂的擺脫，有人說得幹脆那甚至是情愛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許、海誓山盟。這可是少數幾個人承擔得起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