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不太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曆史學家們隻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於“削發”之爭，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後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複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鷲，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別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