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三分之二個世紀的時間裏，影響中國文學最深的當推俄羅斯文學。即以散文而言，從屠格涅夫到普裏什文到巴烏斯托夫斯基，從赫爾岑、柯羅連科到邦達遼夫，從蒲寧到加紮科夫、索洛烏欣，中國作家從俄羅斯文學獲得啟迪、影響和喜愛有很大的普遍性。若從深淺不一的痕跡中去辨別民族文化性格的差異，那麼俄羅斯作家主體人格中積澱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個共同的特色，頗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羅斯作家從十二月革命黨人的傳統開始，均有一份高貴的氣質、博大的胸襟和堅忍的意誌，從那時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識”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識”，誰之罪？怎麼辦？成了他們凝思竭慮的一個聚焦點；二是東正教的哲學傳統表現為對人性善惡的兩極進行深究的濃厚興趣，表現為對“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小人物的同情，並將這種同情與對人的終極關懷聯係起來。三是俄羅斯作家較普遍地擁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為救贖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於字裏行間，或直抒胸臆地進行表白。習慣於在散文中發表藝術哲學的宣言，幾乎成了一個代不乏人的獨特傳統了。從烏斯賓斯基筆下的維納斯，到別洛夫筆下的俄羅斯鄉風民俗，兩位作家“蕭條異代不同時”，都有一種對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熱誠，冥冥中似有一線相連。也許，與歐美散文相比，俄國散文失之笨重，靈巧不足，但猶如俄羅斯黑土地般的廣袤和渾厚，在世紀的暴風雪中無暇顧及機巧和精致，就是一個文體以外的原因了。
外國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紹到中國，是近十年來的事。散文終究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靈魂，即與民族哲學的成長淵源同步。我們讀美國散文，從愛默生、梭羅、惠特曼時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陸開拓者的蓬勃朝氣、實幹精神、各種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後暴發出來的創造性活力，對於我們理解審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該是同樣地富於啟發性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民族的哲學，美國的世俗文化受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極大，也可以說愛默生和梭羅的傳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幹擾，乃至倒退，但這個傳統仍然是不絕如縷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鄉的雷聲》即是明證。德意誌民族素以長於哲思著稱世界，從歌德到尼采，從黑塞到格拉斯，或為先知，或與撒旦簽訂契約，散文兼及檄文、碑銘、箴言、詩篇，這一震古爍今的作風，從一些以寫哲學為己任的作家們身上和哲學家所寫的散文中，表現得更為酣暢淋漓。如基爾凱郭爾，如卡夫卡，在德意誌和東歐土地上的猶太民族是如此，與德意誌文化有血緣關係的北歐國家也是如此。在我國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羅哈等人，他們那著眼鄉村風俗畫，著眼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散文，對當時被破敗的中國農村包圍，尋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來說，是很具吸引力的，與此相對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拉美爆炸文學兼及博爾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學宗師的詩文，吸引中國文學青年們的波及麵更為擴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謂迎合了給散文重新定位，打開散文多重思維空間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