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潮再起
曆史注定了把許多的輝煌留在1997年：香港回歸、黃河小浪底大壩合龍、長江三峽截流……
曆史注定了把一次道路的選擇與思想的解放留在1998年：我們是前進還是倒退？
曆史也注定了把改革攻堅的任務留在1999年：五項改革全麵啟動，國企扭虧進入關鍵時刻……
世紀末，中國人麵臨著一場艱巨的挑戰！
美國的《時代》周刊曾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國的新總理朱鎔基像一隻飛向太陽的大鳥，但翅膀被烤焦了。
在美國人看來，太陽意味著光明，值得追求，但太陽的熱度足以烤焦朝向它飛來的任何追求者。
1998年11月16日，199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教授來華時和朱鎔基進行了長談，共同探討了亞洲和世界的經濟走向。朱鎔基不無自豪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周刊》：“我的翅膀還在。”
是的，總理的翅膀還在，中國的翅膀也還在！
人們不會忘記，進入90年代中後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時刻，中國陷入了市場疲軟、商品積壓、效益滑坡、企業虧損、工人下崗的困境。一些人不是幫助把中國的改革列車向前推一把，而是品頭評足，或者“反思”，或者“探討”，或者“分析”，認為中國改革的列車偏離了方向，正在向私有製靠攏。為此，有的認為，市場經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在不觸動所有製前提下的縫縫補補，小打小鬧；有的則提出，“階級鬥爭有可能重新上升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目前必須反和平演變……
中國的改革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是進是退，是左是右，困擾著12多億中國人。進，我們困難重重；退，則中國20年的改革努力付之東流。
但是，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惟一的選擇是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衝破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用朱鎔基的話說，就是“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沒有這樣大的決心，我們的改革就無法向縱深挺進；沒有這樣大的決心，我們的經濟就難以擺脫困境！
1997年9月12日，舉世矚目的中共十五大召開。此次大會針對姓“公”姓“私”的“反思”，首次把“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作為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問題提出來。與1992年鄧小平同誌帶領我們衝破姓“社”姓“資”的禁區而走上市場經濟道路有異曲同工之妙，十五大帶領中國人民終於衝出了姓“公”姓“私”的怪圈，而開始了一場影響更深、範圍更廣、力度更大的改革。
以1998年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為標誌，中國的新一輪改革啟動了。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作為新任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推出了“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綱領。從此，中國的各項改革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由國務院帶頭，多少年來一直不敢正麵接觸的政府機構改革全麵鋪開了；
金融改革向縱深進軍，人民幣堅挺如故。中央人民銀行撤銷省級分行，成立跨行政區的9大直屬分行，以擺脫地方行政幹預；
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成為1998年的重頭戲，朱鎔基親自過問，在一年的時間裏，連續召開了4次全國性的專題會議，出台了兩個條例法規，並由國務院發布了十餘個相關文件；
實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製度宣告結束；
牽涉2.3億人的公費醫療製度將進行重大改革……
在20世紀即將降下帷幕，21世紀即將來臨之際，中國，不失時機地掀起了新一輪改革大潮！
春播秋收，我們的改革已初顯生機，初見成效。
1999年3月5日上午，朱鎔基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屢屢被與會代表們的掌聲打斷。據《光明日報》社的記者統計，在1小時40分鍾的報告中，大會堂內掌聲先後響起18次之多。
掌聲在朱總理闡述1998年經濟發展成就、宣布1998年經濟發展目標基本實現時響起；在宣布國內生產總值實現7.8％來之不易時響起；在宣布中國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保持了人民幣不貶值時響起；在宣布偉大的抗洪精神成為激勵全國人民奮進的強大動力時響起……
這是中國在遭遇特大洪澇災害後取得的輝煌成績，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到了全球導致全世界經濟動蕩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功，中國人鼓掌，全世界也無不注目。摩根士丹利添惠總經濟師認為，中國成功處理了3大挑戰：能否保持幣值穩定、能否保持改革速度、能否保持經濟增長。令人振奮的是，人民幣沒有貶值、改革步伐沒有放慢、經濟增長達到了預期的目標。英國<金融時報>載文說：在亞洲其他國家迅速倒退的時候，中國的進步尤其驚人。中國沒有被亞洲危機拖倒，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也不會被危機拖倒。中國取得的成就應當得到讚揚。
中國新一輪的改革大潮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洶湧向前！
一、第三次思想解放
鄧公給市場經濟定“姓”
“政治”打個噴嚏，“經濟”也要患感冒，這是中國獨有的“國情”。
1978年，粉碎“四人幫”兩年後的中國，“左”的陰霾卻沒有隨之散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束縛下，我們還在以抓階級鬥爭為綱，還在反修正主義，還在堅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經濟上則又來了一次“洋躍進”：要搞十來個大慶，拿下二十幾個鞍鋼，要求到本世紀末許多省的工業要趕上和超過歐洲的發達國家……
其結果不言而喻。據學者研究，1978年的農業生產率居然隻有1952年的77.6％。“兩個凡是”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
1978年6月12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隆重推出，立刻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真理標準討論，終於推翻了兩個“凡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一切以事實來證明，這本來屬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精髓，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靈魂，但在極左的思潮統治下，中國人卻一直隻能惟上，惟書。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成為中國的一個轉折點。這次大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這一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為武器，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終於結束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
但是，我們沒有料到，就在許多人盡情地享受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有人卻又撿起了“凡是派”的舊理論，改頭換麵，弄出一個新“凡事派”。其理論核心，便是“凡事都要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
這實際上是舊“凡是派”的翻版，都是否定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它卻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它像一副鐐銬，緊緊鎖住了人們的手腳，它像一個怪圈，使人們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走錯了路，生怕弄錯了姓氏，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而其矛頭直指剛剛萌芽的市場經濟。你多引進一點外資，他就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威脅我們國家的性質”；你劃塊地方承包給外商去開發，他就說你“出賣主權，喪權辱國”；你多發展一點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黨”；你多發展一點個體私營企業，他就說“你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製，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說要搞市場經濟，他就說“你這是搞資本主義全麵複辟”……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認為是資本主義，沒有幹過的事情就懷疑是資本主義，我們天天被這些人搞得提心吊膽，今天說你是資本主義，明天說他是資本主義，隻有躺在家裏什麼事不幹就不是資本主義。而他們還振振有詞：“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排斥下，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
“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
“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
“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
“在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中，把‘改革’當做‘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實，不隻是一種思潮或理論主張，而是一種實際行動，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中國的改革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許多人徘徊觀望，許多地方裹足不前。此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坐不住了。1992年元旦剛過，他乘坐南下的專列，開始了有曆史意義的南方視察。經過11天的考察，他終於發現了問題的症結。改革遇到阻力，關鍵是我們還沒有最終放棄實踐證明已不適合中國發展的計劃經濟體製。直到現在，許多人把計劃經濟就當做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當做是資本主義。
這位世界著名的改革家和實幹家，從時代的高度，從客觀的曆史規律出發，一語中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肯定地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有的人認為，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常識都沒有。……‘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他對珠海市的負責人說：“你們這裏就是姓‘社’嘛，你們這裏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阻擋我們的視線、蒙蔽我們眼睛的窗戶紙捅破了，一股清風吹向中華：我們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怕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中國的出路在市場經濟。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宣布“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一決定宣告姓“社”姓“資”問題的結束。
但是，以為從此以後，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會一帆風順，那是對中國國情的幼稚想法。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存在著一股特殊的勢力，隻要你想搞一點什麼改革，尤其這項改革又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上沒有的，他們便會出來品頭評足一番，搞得你惶惶然，悚悚然，不知所措。十四大之後，就在我們準備全副身心地搞市場經濟建設時，又一場不該發生的爭論發生了。
老問題成了新障礙
姓“社”姓“資”才擺平，姓“公”姓“私”又攔路了！
對於姓“公”姓“私”的問題，大部分中國人不會不熟悉。在那搞早請示晚彙報的年代，我們曾將“鬥私批修”編成歌曲唱得震天響，“狠鬥私字一閃念”成為思想彙報的一個重要內容。粉碎“四人幫”後，我們才知道，那不過是“四人幫”對我們的愚弄。
誰也沒有想到，進入90年代，這個老問題竟然又跳了出來，攔在了改革的麵前，攔在了市場經濟大潮的麵前。
早在1991年，國家教委提出的一份報告裏，就反映說，高等學校的一些經濟理論工作者對經濟領域中的問題極有看法：“一些地方和單位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正在向著私有化的方向邁步。這些現象嚴重損害了公有製經濟，如果聽任這種發端於個別沿海地區的現象蔓延，必將危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一些原來主張私有化的人，越來越明顯地把股份製作為實現這一主張的掩飾和途徑……”
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及十五大召開後，這種議論沉寂了一段時間。但不久，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過熱現象，這個與姓“社”姓“資”一脈相承的姓“公”姓“私”問題又以“反思”為名再度提出來，從1994年開始漸成氣候，1996年年底、1997年年初達到高峰。其要點則是：私營經濟是否動搖了社會主義？“抓大放小”是不是私有化的步驟？廠長負責製是否削弱了黨的領導？家庭聯產承包製是不是“單產風”？“引進外資是不是扼殺了民族工業？”
《人民日報》的兩位主任編輯馬立誠和淩誌軍所著的《交鋒》一書中，詳細披露了曾經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的四篇“萬言書”的出籠經過。
1995年春天，第一篇“萬言書”在北京私下裏傳遞。
此“萬言書”的題目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幹因素>。文章的主旨是：改革開放正在中國造就一個新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且正在同共產黨內部的“壞蛋”沆瀣一氣，對國家的安全產生著嚴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