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誌忠
盡管說,進入２１世紀,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進行,農村仍然是一個絕大的存在,來自鄉土的聲音,仍然是值得我們予以極大關注的。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隨著鄉村社會的巨大變動,劉紹棠、李凖、浩然、王杏元等都是帶著鄉野的泥土氣息登上文壇的。改革開放的時代,鄉土文學作家群,仍然是文學創作的重要一翼,許多時候還要唱主角。陳忠實和莫言,就是絕好的例子。陳忠實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初期高中畢業後回到陝西關中的鄉村,當過公社幹部和縣文化館創作員,以其質實厚重的《白鹿原》,雄視文壇。莫言呢,十一二歲的年紀,小學尚未畢業就失學,然後就參加鄉村的集體勞動,直到二十歲隨應征入伍之前,一直是在山東高密的家鄉務農,從《紅高粱》到《生死疲勞》,鄉村生活的記憶一直是他取之不盡的寫作資源。“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中國大陸的現代化轉型中,廣大的鄉村,是其最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為艱辛的所在。它積存了中國數千年農業社會的強大傳統,有著深厚的曆史積澱。在近代以來的歐風美雨的衝擊中,又凸顯其民族性和保守性的一麵。同時,中國的鄉村又一直是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無論是戰爭年代的農村包圍城市,還是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運動;無論是土地承包責任製和鄉鎮企業的勃興,還是人數甚巨的農民工進城,億萬農民對中國曆史與現實的決定作用,他們的巨大創造性和曆史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可以說,沒有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浴血奮鬥和艱難求索,當代中國是不可想象的。近年來的許多作家作品,如賈平凹的《高老莊》、《秦腔》,閻連科的《受活》、《丁莊夢》,都在寫鄉村社會的凋敝和衰亡,我當然相信這些貼近鄉土的作家的感受,但是,曾經經曆過Ｎ次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中國鄉村,真的到了山窮水盡、一蹶不振的境地,還是會出現再一次的山重水複、柳暗花明呢?
這要聯係到我短暫的知青生活經驗。諸多的描寫人民公社時代的鄉村生活的文字,都強調其當時的勞動積極性匱乏,勞動生產力低下,似乎都將那個時期妖魔化了;我在鄉村卻切身體驗到了農民的智慧或者說農民的狡猾。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農民們都在為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進行最大限度的努力,實行另一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開拓副業渠道,增收現金,靠山吃山辦磚廠,用拖拉機搞運輸,勞務輸出到火車站做裝卸工,都非常活躍;隻不過是做得多說得少,乃至盡量不說。在田間勞動中,能包工的盡量包工,調動積極性,我就記得,為了突擊栽種紅薯苗,規定挑一擔水記零點五個工分,農民為了多挑水,不願在水井口排大隊,跑到自己家,把水缸裏的水舀進桶裏挑出來應急。興修水利,建大寨田,有其華而不實的一麵,卻也有改良土地、提高產量的實效。何況,勞動是人的天性,無論什麼時代,那些勤勞能幹、農藝精湛的人們,都是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讚揚的,所謂“磨洋工”、“泡病號”雲雲,在當年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