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苦心變法
沒奈何吏治難清
北宋中期，正是趙宋王朝的統治美夢打碎的時期。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各種危機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
政治危機。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官僚地主大量兼並土地，他們不僅享有種種免稅的特權，還千方百計把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北宋政府為了滿足它所豢養的官僚階層的窮奢極欲，大肆搜刮民膏民脂。恩達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沉重的賦稅、徭役和高利貸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促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上層統治集團腐敗黑暗，朋黨林立，互相傾軋，苟且營私之輩紛紛當朝。而範仲淹、歐陽修等有才幹、有改革精神的官員卻被指責為朋黨而遭迫害，被逐出中央政府。
財政危機。北宋政府對內需要防範農民起義，對外需要抵抗遼和西夏的入侵，因而養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仁宗時軍隊數最多達140萬，比太祖時增加了4倍，軍費開支占了全年財政收入的5/6。北宋科舉發達，政府隨時擴大它的內外官員數額。仁宗時同一個州、縣官員比太祖時擴大了5倍，官僚機構名目繁多，疊床架屋。官俸已成為國家一筆巨大的負擔。這支官僚隊伍大多數通過恩蔭（不考試，由皇室恩償）和走後門等途徑選拔的，素質十分低劣。“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因此行政效率極低，政治呈癱瘓局麵。冗官、冗兵、冗費使北宋政府財力日益枯竭，宋仁宗皇〓元年財政赤字達到175萬盾。
邊防危機。北宋政府采取“守內虛外”的邊防政策，造成內重外輕，國防空虛，遼和西夏經常入侵，宋朝軍隊屢遭敗北。北宋政府不得不采取屈膝求和的政策，每年向入侵者送去大批物資和錢財，這種做法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且更加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總之，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集中表現在“貧、弱”二字上。
當時，北宋統治集團中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包括仁宗在內感覺到，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北宋統治便岌岌可危。宋仁宗嘉〓三年(1058年)，當時任地方官頗有政績的王安石向仁宗上萬言書，力主對現行製度大加改革。他尖銳地指出，如果不這樣做，漢末張角、唐末黃巢橫行天下之事就要發生了。王安石這封言事書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稱讚，但在最高統治集團中沒有得到任何反響。
直到1067年宋神宗繼位，他不再依靠原來的元老重臣，而把那個“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詔入中央政府擔任參知政事，倚為改革重臣。
王安石認為：國家之所以“積貧”、“積弱”，主要在生產過少。生產少，則民不富，而民不富，則國不強。而農民之所以貧困，一方麵是由於豪強地主的兼並而破產，另一方麵則是政府隻知向農民索取而不幫助他們發展生產。因而，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動員所有的勞力去從事生產。為了使農民有從事生產的條件，又必須抑製兼並，減免徭役，還要給予必要的農業投資，以興修水利，改善生產條件。根據這些認識和主張，王安石主持的改革班子，於宋神宗熙寧二年開始，從理財入手，先後推行“均輸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市易法”等經濟立法。從新法推行17年的效果來看，每項新法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打擊了豪強地主、奸商猾吏兼並壟斷的勢頭，減輕了老百姓的一些不合理的負擔，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如均輸法，為解決北宋政府南物北調的矛盾，給予南方各路發運使和地方政府一些主動權和機動權，能夠因地製宜，因事製宜地指導生產和供銷，減少了盲目性，節省了開支，對一些富商大賈屯積居奇、操縱物價的行為給了一次沉重打擊。農田水利法規定，把豪強地主壟斷了的水利資源收歸集體所有，並由政府貸款和群眾集資相結合的辦法興修水利工程達1萬多處，疏通渠道、河港不計其數，灌溉土地3600萬畝，對農業生產是一個很大的推動。青苗法由政府以低息貸款給貧困戶解決農民青黃不接的困難，使農民免受豪強地主的高利貸盤剝，保證了農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募役法把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品戶、寺院戶等非生產成員的免役特權取消，規定他們要納免役費，使原來從事服役的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回鄉務農，這對不誤農時、發展生產大有好處。方田均稅法，清查了大官僚、大地主隱產漏稅和有產無稅的弊端，保證了政府的田賦收入，同時糾正了一些農民“產去稅存”的不合理負擔。市易法則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控製市場主動權，合理組織商品流通，打擊豪商大賈欺行霸市，欺行壓小商小販的氣焰，對搞活市場、發展商品經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推行上述經濟立法的同時，王安石在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上推行了“將兵法”、“保甲法”，設置了“軍器監”。改革了僵化的軍事製度，改良了軍事裝備，整頓了軍隊中的腐敗作風，使軍隊素質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北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較大的加強，同時在邊防上采取了一些有力的防禦措施，使以後北宋對西夏的熙河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所製訂推行的一係列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也因為每項新法都觸犯了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因此，在每項新法推行的過程中都毫不例外的遭到他們的反對和阻撓。從新法推行之日起，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一直未中斷過。反對派糾集了一切保守勢力對新法進行了百般阻撓和攻擊。他們還借助自然現象和天災人禍對王安石進行誹謗和人身攻擊。有一年河北鬧了一次大旱災，不少饑民逃荒要飯。有個官員趁機畫了一幅“流民圖”送給宋神宗，說旱災是變法造成的，要求罷免王安石。還有一年，天空出現慧星，在當時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征兆。反對派又群起攻擊王安石，說是上天警戒朝廷不要重用王安石等等。王安石麵對反對派的攻擊進行了堅決反擊。他不僅多次與反對派麵對麵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還通過文章、書信、詩詞等形式對反對派進行了深入的批駁。在誹謗與人身攻擊麵前，他大膽地提出了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充分顯示了他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王安石在中國封建統治最僵化、最黑暗的時期，能大膽地衝破封建腐敗勢力的束縛，勇敢地提出變法的主張，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的變法思想以及變法的一些具體措施，對於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和反腐鬥爭都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他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是當之無愧的。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變法最終歸於失敗，並非敗於他的政治對手之下，並不是腐敗勢力的強大，而主要的是由於新法的內在弱點，在於新法的不徹底性。王安石有一首詩雲：“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他所說的最高層，無非是說他的變法背後有一個皇帝，他與皇帝站在一起。用我們現在的觀點分析，這就是立足點錯了，任何一場大的改革不和群眾站在一起而站在極少數人一邊，這就是說明他最終不能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擁護，必敗無疑。從新法的具體措施來看，主要也是為封建國家理財。抑兼並的目的主要是解決中央政府與地主豪強爭奪財源的問題，廣大老百姓並未從根本上得到好處，後來甚至出現了新法與農民利益的矛盾被反對派所利用。另外北宋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新法的內容與實施手段有矛盾，奸紳劣吏乘機鑽空子，搞破壞，加之改革隊伍裏混進了一些不良份子，這些因素，就決定了新法的曆史命運。
宋神宗於元辛八年（1085年）死後，由其10歲的兒子哲宗繼位。這時朝政完全掌握在他祖母高太後手中。因王安石變法時對皇族的特權作了嚴格的限製，引起了她的不滿。神宗死後，她大權在握，首先起用反對派首腦司馬光來主持廢除新法，將一切恢複到原來的老樣子。甚至在變法期間在西北邊陲建立的一些軍事設施也要拱手讓給西夏。他認為這樣做，可以不使西夏激怒。當司馬光一心要廢除全部新法的時候，連保守派中的一些人也不讚成，如範純仁、蘇軾等人還與司馬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認為新法“不可全廢”。經司馬光把全部新法廢除之後，新法的存廢已不容爭議。當時的守舊派為了爭奪政治地位而互相傾軋，形成了朔、蜀、洛三黨。北宋政治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麵，而再也無力振作。
（李奎核）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著《資治通鑒》，作經驗之談
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發現自己當助手的兒子對書籍很不愛護，他生氣地把兒子批評了一頓，並由此而聯想到類似的事情，以後又以家書體的形式，專門寫了一篇論勤儉節約的文章，其中引用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名句來告誡自己的子孫，要認識到儉約的重要性。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奢侈的危害，指出：因為奢侈而產生貪欲，由於貪欲則會走邪門歪道，不擇手段地追求錢財和榮華富貴，這樣很容易滑入泥坑，乃至敗家喪身。司馬光的這一治家思想，在他主編的資治通鑒裏突出地體現為他治理國家的重要指導思想。晚唐詩人李商隱的一首詠史詩寫道：“曆覽前朝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位詩人的感慨與司馬光多麼一致。與司馬光同時代的大文豪歐陽修在總結了後唐一位開國君主李存勖的成敗教訓後，作出的總結是：“憂勞可以興國，豫逸足以亡身”。雖然歐陽修與司馬光在政見上是對立派，但從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出發，這個結論與司馬光的“奢儉論”是異曲同工的。司馬光和他的門客花了19年的心血編纂的宏篇臣著——《資治通鑒》，就是專門為趙宋王朝提供的這樣一本教科書。這部陳述千年、囊括萬事的編年史，雖然站在守舊派的立場上，反對王安石變法，其中許多政治觀點和治國之道是錯誤的，但他以豐富的史實，記錄了上自戰國，下至五代，一千多年以來的“君臣治亂安危成敗之跡”。這些帝王將相，風雲人物事業的成敗興衰有多方麵的因素，但絕大多數莫不與“儉”、“奢”二字緊密相連。
一個國家的當極者，因為奢侈，而產生貪婪、殘暴，由於貪殘而放肆搜刮民脂民膏，激起人民的反抗；由於貪殘而昏庸腐敗，一些奸佞無恥之輩乘虛而入，竊居高位，這樣禍國殃民的慘劇就不可避免了。周王朝所分封的800鎮諸候中，經過了500多年的長期混戰，他們為了爭奪土地、財產和奴隸而互相殘殺。在這期間許多亡國之君，敗軍之將走馬燈似地走上斷頭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國破家亡的悲劇，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這就是由當權者的腐化墮落而導致滅頂之災。戰國後期的七雄之中，開始以秦國最弱，後來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很快地雄踞七國之首。但秦始皇之所以能最後統一六國，除了他強大的軍事實力之外，還有一條重要的看不見的戰線，這就是行賄。秦國不斷地派出間諜，用金錢美女賄賂六國的當權者，對他們的聯盟進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當時趙國地處中原，經濟、文化、軍事都是六國中最先進的國家，秦國屢次進犯都被擊退。後來秦國派出間諜，重賄趙王寵臣郭開，用反間計殺了趙國的優秀將領李牧，因此，趙國一蹶不振，終至滅亡。楚國一度成為強秦的重要對手，於是秦國派出遊說家張儀向楚懷王、王後和上官大丈行賄，放逐了主戰派屈原，最終不僅亡國，連懷王也做了秦國的囚徒，身死異域。對於六國滅亡的原因，司馬光和許多史家作了一針見血的評論：六國之所以滅亡，並非秦國的強大，而是咎由自取。因為當時秦國再強，比起六國聯盟的力量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由於六國當權者的口袋裏都裝滿了秦國的賄賂，對內互相傾軋，對外媚敵通敵，國不亡，待何？
中國曆代的封建王朝，大都經曆了由建國、繁榮到逐步衰亡這個三部曲。唐代一位詩人對南北朝混戰時期的興亡史作了這樣的概括：“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從馬上得天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繁榮，因腐敗走向滅亡。周而複始，蹶而複振，數千年來，許多政治家、曆史家麵對這種曆史的循環感到迷惑不解，他們設計過許多出色的治國方案，但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們苦苦求索，但始終未找到問題的症結。在統治階級的人物中也產生過象包文拯、王安石、海瑞這樣傑出的改革家和執法者，他們的功績和品格在曆史的長河裏閃閃發光，但他們看到的是本階級無可奈何地走向崩潰，終於感到自己無力回天。
中國封建社會的這種循環三部曲是由封建專製主義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所有製成了封建社會的根本大法。封建皇帝也把他統治下的版圖和臣民都當著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任意處理。自己享之不盡，還要傳給子孫後代。秦始皇在長達20多年的戰爭中征服了六國，當上了中國的始皇帝之後，不僅立即焚書坑儒，消滅思想異端，而且不顧民生凋敞，驅使天下黔首，修築萬裏長城。他還竭盡天下財力營造自己的東方樂園——“阿房宮”。又征集十幾萬勞力建造自己的墳墓。始皇墓的規模與豪華是罕見的。秦始皇滿以為自己的一統帝業可以傳之萬世，但結果恰與這位獨裁者的願望相反，秦二世的皇帝夢剛開始，便在農民戰爭的風暴中士崩瓦解。秦二世比他的老子更荒淫無恥，臨死的時候還以為自己的皇帝當不成，可以當個諸候或富戶，最後還請求當個平民，可謂至死不悟。漢武帝劉徹的奢侈腐化，有很多類似秦始皇處，在他統治的50多年裏，有40多年對外用兵，發動侵略戰爭，對奢侈品國內求之不足，還要到外國去掠奪，在很短的時間裏，把“文景之治”所積累的財富揮霍一空，他的迷信神仙，追求長生不老有許多勞民傷財、十分荒唐的舉動，以致天怒人怨，幾致傾覆。司馬光在評議漢武帝時十分尖銳地指出：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使天下疲敝，他有許多秦始皇一樣的過失，之所以沒有招致亡國之禍，主要是因為他晚年搞了一個“輪台罪己詔”，等於向全國人民作了檢討，才緩和了矛盾。威名顯赫，宏才大略的秦皇漢武原來也是荒淫腐化的典型。
人一旦陷入到腐化的泥坑是很難自拔的。這對於封建王朝的主要統治者更是如此。因為，專製皇權的統治關係是“臣罪當誅，天皇聖明”。皇帝老子總是正確的，該死的總是下麵。由於他們處於權力的頂峰，一旦他們腐化起來，幾乎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製約，要阻止他們腐化是不可能的，當他們整個政權中健康力量占主導地位時，對個別暴君或腐敗的當權者可以采取改換皇帝，改選太子，甚至發動宮廷政變來清除腐敗，挽救整個政權的崩潰。但是統治者的代表人物善始善終的極少。他們之中有的人在取得政權之前一般還能抑製自己的奢欲，比較接近基層群眾，但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便開始腐化起來，逐步走向反麵。而且往往因為主要當權者的變質而帶來整個政權的腐敗。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演變是受他們剝削階級的本質所支配的。司馬光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他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一些開明君主身上。在總結隋煬帝與唐太宗兩代曆史人物的成敗時，司馬光認為：“君惡聞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過，則佞化為忠”。這裏所說明“樂聞”、“惡聞”就是區別昏君與明君的界線，司馬光這裏強調的是主要領導者個人的素質起決定作用。所謂忠也好，佞也好，關鍵是要根據皇帝的態度而定，這裏司馬光無意中揭露了封建統治集團中的君父、臣子之間的醜惡關係，臣下必須揣摩君父的好惡來確定自己的“忠”“佞”，原來圍繞在皇帝周圍的大多數是一些陰陽臉，馬屁精。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領袖的個人素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曆史的進程，但個人素質仍脫離不了他所代表的階級本質的支配。就個人素質來說，唐太宗比起隋煬帝當然要好得多，他們事業的結果也相反；但作為封建皇帝，作為剝削階級的總代表，他們仍然在同一個方向上向腐敗轉化，隻是轉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同而已。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煬帝楊廣，原來其實是一位很有才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他的父親隋文帝因為太子不賢，才改選他為接班人的。但他上台以後，隨著個人野心和貪欲的膨脹，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全國人民進行賭博。他成天所幹的三件事就是遊玩、擴張和侵略。為了達到個人的奢欲，他橫征暴斂，竭澤而漁，他終日醉生夢死，淫蕩聲色，他任意指鹿為馬，草菅人命。在他統治的短短幾年裏，把一個清平世界變成了一個賄賂成風、鬼蜮橫行的人間地獄。瓦崗軍起義首領李密在討煬檄文裏深惡痛絕地譴責他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的惡棍，這是一點也不過份的。隋煬帝最後眾叛親離，被他的部屬處以絞刑，這是一個因奢侈腐化而亡國喪身的民賊獨夫的典型。唐太宗在讀了煬帝文集之後認為：隋煬帝知識淵博，完全可以成為一代英主，但結果卻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民賊獨夫，他感到十分驚訝。這個事實充分說明了一個領導者的個人素質是可以起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明君可以墮落為昏君、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