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篇
認真學習毛澤東反腐防變的理論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最終目的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實現共產主義。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不能允許任何非無產階級的東西腐蝕自己的靈魂，侵蝕自己的肌體，決不允許任何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同誌，他一貫重視反腐防變的鬥爭，提出了一係列反腐防變的理論，領導全黨開展了許多次重大的反腐敗鬥爭實踐。整理和探索毛澤東同誌的反腐防變思想和實踐，不僅有利於總結過去在反腐鬥爭中的曆史經驗，而且對於指導目前的反腐鬥爭有著重要意義。
從嚴治黨，嚴肅紀律。共產黨是執政黨，如果沒有嚴明的紀律就無法率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毛澤東同誌早就明確指出要在全黨加強紀律教育，因為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否則，一切都歸於毀滅。在對待腐敗行為問題上，毛澤東同誌主張從嚴執紀。在延安時期，曾參加過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並在平型關戰役中身負重傷榮立戰功的某團政治委員劉振環，因貪汙500元公款被開除黨籍。從小參加紅軍曾任過旅長的黃克功，因逼婚未成開槍打死一個女學生被判處死刑。毛澤東說，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解放後，又將腐敗分子原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1931年入黨）、張子善(1933年入黨)開除黨籍，並處以極刑。這些都充分表明我們黨和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也體現了毛澤東同誌從嚴治黨、從嚴執紀、懲治腐敗的思想。
堅持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以防止腐敗。毛澤東認為，共產黨要防止腐敗，就必須堅持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曾多次強調：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思想教育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必然會去占領。為了牢固地占領這個陣地，我們一定要掌握思想教育這個中心環節，堅持用馬列主義去武裝全黨全民的思想，提高全黨全民的馬列主義水平，從而可增強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拒腐防變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在延安時期，正因為堅持了這一條，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向無敵，硬是憑著“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800萬軍隊，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同時，還粉碎了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彈”的進攻。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反腐防變是我們共產黨麵臨的新的重大課題，要解決好這個課題，仍要靠經常的政治思想工作，這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丟掉了這個傳統，我們的黨和國家政權就會腐敗。
毛澤東認為，堅持政治思想工作，必須“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反對自由主義”，以防止政治上的腐敗。在有階級、階級鬥爭的社會，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會來侵蝕我們同誌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同誌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是會沾染灰塵的，應該經常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隊伍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並號召一些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這種自由主義，以防止革命隊伍裏的組織和個人在政治上的腐敗，這是我們政治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集中力量，打擊腐敗行為。毛澤東認為，要防止腐敗，除了開展經常的、積極的思想鬥爭外，還必須及時地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揭露那些腐敗現象，狠狠地打擊那些搞腐敗的人。在黨的曆史上，開展過五次大的反腐敗鬥爭。第一次是瑞金時期。紅色政權剛剛建立，有少數人利用職權進行貪汙，甚至欺壓百姓，毛澤東及時地、堅決地予以懲治，“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保證了紅色政權的穩定、鞏固和發展。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黨內外同誌展開了嚴肅的反腐敗鬥爭，清除了腐敗分子，有效地製止了貪汙腐化風。第三次是延安整黨整風運動。這次以“三查”、“三整”為主要內容，著重解決黨內的組織成份不純、思想不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這次整風運動對於解放全中國、奪取全國勝利都具有重要意義。第四次是“三反”、“五反”運動。建國以後，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腐敗現象可能在黨和政府機關中蔓延，如不堅決地、及時地加以製止，勢必危及新生的紅色政權，共產黨就會變質。因此，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開展了這次全國性的反腐敗鬥爭，並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偉大勝利。第五次是“四清運動”。實踐證明，”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僅解決了幹部隊伍的作風建設和經營管理方麵的一些問題，而且在鬥爭中培養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幹部；不但解決了農村的一些矛盾和基層幹部中出現的腐敗現象，而且進一步增強了廣大幹部和農民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意識。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以民主的力量治腐。早在1946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共產黨能否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政怠宦成”、“求榮取辱”、“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①（①轉引自鄭岩：《新時期廉政建設》第63頁。）毛澤東曆來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因此要克服黨內腐敗消極現象，必須發動群眾來自下而上地開展批評、監督、檢舉、揭發，罷免不稱職的幹部。如果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能把那些搞貪汙腐化、違法亂紀的腐敗分子暴露出來，實行有力的製裁，也就無法對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進行有力的思想教育，黨內、政府內的腐敗現象就無法克服，人民就會起來造反。因此，毛澤東在幾次大的反腐敗鬥爭中都注意充分發動群眾，幫助我們黨和政府來進行整風，開展反腐敗鬥爭。精兵簡政，反對官僚主義。機構臃腫、冗官冗員是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因素，而官僚主義是滋生消極腐敗的重要溫床。1942年，毛澤東就提出要搞精兵簡政，目的是為了反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保持廉潔作風。解放後，又多次強調要精簡機構，並視為反官僚主義的一項重大措施。他認為，官僚主義會使黨政幹部逐漸被腐蝕，會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直至脫離革命。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的鬥爭，是一場關係全局的偉大的政治鬥爭。領導幹部要帶頭以身作則，教育好子女。毛澤東認為，領導幹部能不能以身作則教育好子女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十分重要的問題。“身教重於言教”，“己不正，焉能正人”?毛澤東不但嚴格要求幹部，而且也嚴格要求自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自定規矩：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他7個月不吃肉，營養不良，身患水腫病，醫生再三規勸毛澤東，要增加營養。他說，現在人民的生活這麼困難，連飯都吃不飽，我怎麼能吃肉呢？不僅自己這樣做，對子女也不準搞任何特殊，連警衛員給毛澤東在校讀書的女兒送了一次餅幹，毛澤東都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且規定“下不為例”。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學習回國後，首先叫他去“農業大學”學習，去趕驢送糞。然後又把他送到解放戰爭的火線上去經受炮火的考驗。1950年，當朝鮮半島的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毛澤東又將毛岸英送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當毛澤東得知自己的兒子在戰場上犧牲的消息，沉重地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毛澤東認為幹部子女，特別是高幹子女，如果不到火熱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去鍛煉，去經受艱苦環境的磨煉和考驗，怎麼能把他們培養成為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呢？怎麼能保證我們黨不腐敗、不變質呢7建立法紀規章，把懲治腐敗納入法製軌道。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領導製定了較係統的反腐敗的法規，如《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汙條例（草案）》。此外，還建立了各級財政經濟領導製度，劃分收入、支出、保管和審核四大係統，以便相互牽製，相互監督。建國以後，毛澤東又親自領導製定了我國第一部根本大法，即憲法。還製定了一係列的黨規黨法和行政法律法規，為使反腐敗鬥爭逐步走上法製建設的軌道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社會主義中國的廉政建設剛剛開始，其客觀規律正在探索之中，故在法製建設的總體結構和層次上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的地方。
由此看出，毛澤東反腐敗理論和實踐有顯著特點：有鮮明的階級性，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和作風；有很強的係統性，從思想預防到懲治腐敗現象，從思想作風到組織建設，從民主治腐到法律法規的建立，均提出了一係列理論，有其獨特的思想體係；有強烈的實踐性，從共產黨成立那天起到成為執政黨，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延安革命聖地以至建立新中國，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一貫重視反腐敗問題，開展過多次反腐敗鬥爭，取得了較為豐富的實踐經驗。此外，毛澤東反腐防變的思想還具有一定的繼承性，一方麵繼承了中國古代反腐的優秀思想成果，如主張加強思想教育和道德修養等；另一方麵也繼承了馬恩列斯反腐思想。馬克思曾對巴黎公社禁止兼職兼薪和普遍輪換製的經驗給予了高度讚揚，但是，馬克思無法提出係統的反腐理論，更談不上實踐。列寧對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痼疾十分警惕，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思想。但是，列寧過早去世，未能把自己的思想更加係統化、邏輯化和進行深入的反腐鬥爭的實踐。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不但建立了新中國，而且也建設了新中國，使這個“東亞病夫”成為了東方巨人，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不能不說與毛澤東提出的反腐理論和始終不渝地進行反腐鬥爭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應該毫不含糊地說，毛澤東提出的一係列反腐理論和進行的反腐鬥爭實踐，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我們目前乃至今後開展反腐敗鬥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何建農）
學習鄧小平關於懲治腐敗的重要論述保障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
無論翻開鄧小平同誌的哪一本文集，都可以看到他關於懲治腐敗、糾正各種不正之風的重要論述。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誌不僅作出了改革開放、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確立了黨百年不變的基本路線，而且高度重視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反對腐敗，糾正不正之風的鬥爭。鄧小平反對腐敗的一係列論述，發展了毛澤東反腐敗的理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學習這一係列論述，並將其付諸實施，對於保障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作為一個以人民利益為第一生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很早就高度重視反對腐敗的鬥爭，時刻警惕它對黨的肌體的侵蝕，防止它對革命事業的危害。1941年4月，他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嚴厲批評了少數黨員“脫離群眾”，“自成一幫，消極怠工，貪汙腐化，互相包庇”等腐敗現象。他指出：“如果發現黨員有犯法舞弊行為，除了行政上應依法懲治外，黨內還應給以處分。”這篇文章使抗日民主政權中的共產黨員在克服消極腐敗現象，建立廉潔奉公，聯係群眾等作風方麵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1948年4月25日，鄧小平在河南魯山召開的豫陝鄂前委和後委聯席會議上作了《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的報告。報告中，他把能否解決我們黨內組織上和思想作風上不純的問題提高到影響革命成敗的五個問題之一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為著克服這些現象，非整黨不可，如果不整，黨確實要腐朽。”全國解放初，針對西南黨內嚴重存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關門主義以及正在發展的蛻化、腐朽思想，鄧小平於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慶市第二次代表會議上作了《克服目前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的報告，嚴正指出：當時蛻化腐朽思想“這個傾向正在發展，特別是經濟方麵的問題很多。無論城市農村，貪汙腐化現象都很嚴重”。當然，存在這些問題的人，“要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犯錯誤的同誌著重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但對個別品質極壞的，如嚴重的貪汙腐化及有意識地破壞、抵製黨的政策的人，給予紀律處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和國家進入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嶄新發展時期。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時刻關注著改革開放大業的健康發展。他敏銳地觀察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腐敗現象和各種不正之風總是幹擾和破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幹擾和破壞改革開放事業，妨礙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鄧小平反複指出反對腐敗的極端重要性和長期性。在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麵的政策剛實行一兩年的1982年，鄧小平就及時指出要開展以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為重點的反腐敗鬥爭。他尖銳指出：“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現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質都很惡劣。貪汙的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麼‘萬字號’。有些是個人犯罪，有些是集體犯罪……”他看到“這股風來得很猛”。他提醒：“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刹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麵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①（①《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357、359頁。）他還嚴正指出：懲治腐敗這是一項極端重要的鬥爭，“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保證。否則社會主義道路怎麼堅持呢?”如果我們不懲治腐敗，不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有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就可以沿著正確的方向走”。②（②《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357、359頁。）鄧小平告誡人們，不能不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能隻把它當作一般性質的問題來認識。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幾年生產是上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流毒還沒有減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後絕跡已久的一些壞事也在複活。我們再不下大的決心迅速改變這種情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麼能全麵地發揮出來？我們又怎麼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後代？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1986年1月17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重申了這一思想：“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懲治腐敗，打擊經濟犯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是鄧小平同誌講得最多的問題之一。他不但講懲治腐敗的重要性、緊迫性，還號召全黨要作好長期作戰的準備。關於打擊經濟犯罪，他說“這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鬥爭。我看，至少是伴隨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那一天。如果到本世紀末，還有18年，每一天都會在鬥爭”。①（①《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358頁。）他還說：“開放、搞活政策延續多久，端正黨風的工作就得幹多久，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就得幹多久，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開放、搞活政策的正確執行。”②（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37頁。）他在1992年春的南巡講話中再次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學習鄧小平的這些論述，我們便可保持清醒的頭腦，理直氣壯地堅決開展反對腐敗的鬥爭。那種把反腐敗鬥爭與經濟建設對立起來，認為“經濟要上，紀檢要讓”的思想是錯誤的；那種把懲治腐敗的嚴肅鬥爭看成是無關大局的小事的思想也是錯誤的；那種認為抓一下，可以鬆一陣或者企圖通過一兩次鬥爭便一勞永逸的思想也是錯誤的。我們要堅決有效地、堅持持久地反腐敗，才能確保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
為了防止我們的工作出現片麵性，發生偏差，為了使革命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鄧小平不斷及時總結新時期以來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兩手抓”的治國指導方針。“兩手抓”有極其豐富的內涵。“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③（③《鄧小平文選》(1978—1985年)第359頁。）沒有後一手，就沒有製約。“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隻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製。”④（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30—131頁。）“80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誌談，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①（①《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我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鮮明，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②（②《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述專題摘編》第140頁。）“搞改革開放有兩隻手，不要隻用一隻手，改革是一隻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隻手。”③（③《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述專題摘編》第140頁。）兩手抓的具體提法的不同，正體現了它內容的豐富。但總起來看，我們又可以歸納出，鄧小平所論述的兩手抓，即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這兩手任何時候都不可偏廢，什麼時候偏廢了，什麼時候就會出問題。幾年前，由於我們沒有堅決執行“兩手抓”的方針，一手硬，一手軟，消極地對待反腐敗鬥爭，造成了消極腐敗現象滋長蔓延而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利用的嚴重惡果，教訓是相當慘痛的，值得我們經常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