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戴詢發現情報中也有絲許缺漏，比如縣城具體的兵力，其實也不能怪上速，畢竟人家也不是全球通，不可能什麼都知道，不過火車站的大隊部經常會有人的哀嚎，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情報上上速分析很有可能是前幾個月在36師突然消失的德國軍事專家，要知道為歐洲陸軍強國的德國，曆來就是一些在軍事上相對比較落後國家的學習效仿對象，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所建立的陸軍幾乎就是照搬普魯士陸軍全套軍事思想、建設製度和製式操典。而中國很早就開始學習德國軍事，清朝後期所建立的新軍，就有著深深的德國軍事影響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麵破裂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便迅速驅逐了蘇聯軍事顧問，開始向德國尋求軍事援助。德國適逢一戰戰敗，根據凡爾賽條約的規定，隻能擁有一支十萬人的軍隊，大量職業軍人被迫離開軍隊，這些除了軍事知識以外對於其他領域知識、技術一無所知的軍人，便成為各國（尤其是軍事領域較為落後的國家）爭相聘用的名師。但是，凡爾賽條約有明確規定不允許德國公民在外國軍隊擔任軍事顧問，而德國軍方則希望他們去外國擔任軍事顧問，以使這些退役人員能利用在國外軍隊服務的機會，獲取最新發展的軍事知識和技術，使德國軍隊不至於在軍事學術方麵出現斷層，同時更含有希望這些人員在以後歸國後能繼續在德國軍隊中服務的深意，所以德國軍方對這些人員遠赴國外擔任軍事顧問是暗中鼓勵與支持的。
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前就開始與德國軍方接觸，德國原則同意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最初中國提出的顧問名單上是一批如馮·馬肯森、魯登道夫等在一戰中聲名顯赫的人士，但是德國軍方認為這些人名頭太響亮，容易被發現，所以婉言拒絕，第一批來華的德國軍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上校（馬克斯·鮑爾雖然名不見經傳，卻曾在德國總參謀部供職，以其出色的軍事才幹深得總參謀長魯登道夫的賞識）、斯圖茲納中尉和霍姆爾少尉三人，由此揭開了中德軍事合作的蜜月之旅。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出任德國總理。在中德軍事合作領域，阿道夫·希特勒見蔣介石政府驅逐蘇聯顧問、與蘇聯交惡、發動四一二事變、圍剿GCD領導的工農紅軍等行動與其堅決反G的立場非常合拍，同時中國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特別是如鎢、銻等戰略資源）和廣闊的工業品市場，也正是德國複興的重要便利條件，而且作為蘇聯的鄰國，完全可以作為有效的牽製力量和共同反蘇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後廢除了凡爾賽條約的種種限製，因此來華德國軍事顧問的級別與規模逐漸提高，原先帶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質而逐漸轉為公開的官方援助。中德軍事合作因此漸入高潮，不僅雙方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並在中國軍事工業尚未建成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而且第四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他是曆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中最受蔣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員長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蔣介石向國民黨政府各部門首腦下達指令！）在協助中國整軍建軍方麵，提交《陸軍改革建議書》，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財力，首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範武裝，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60個師的整編，他認為中國有這樣60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狀況了，這就是國軍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