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為什麼反對“下海”——關於當前文人、文學、軍旅文學的答問（代自序）
我反對——當然是反對那些不該或不宜“下海”的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文人們“下海”，而對於另外一些原本就以從文作為“敲門磚”或“終南捷徑”的本質上是商人的人來說，倒不存在這個問題——關於他們“下海”，其實可以換一個更準確的說法，叫作“商人歸隊”；隻不過他們是在商品經濟的今天，為自己的徹底“脫隊”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時的機會罷了——他們自然不在我的討論之列，此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是也。至於我為什麼反對“下海”，年來或撰文或講課或發言，我都有過側重點小同的闡釋，因此，這裏僅就三個不同層麵的問題再分別簡單地談一下我的相關思考。
一、工商時代文人何為？
20世紀90年代初，商品經濟這個曆史的巨大杠杆出現在中國也許有點姍姍來遲，但它一經撬動就無疑給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個加速度。然而，正因為它啟動太快，造成中國從“政治/農業”社會到“經濟/工商”社會的突轉，才使當代中國社會像急拐彎中的列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失重和傾斜——比如道德失範，比如價值係統的紊亂。與此聯袂而至或者遙相呼應的還有，由於形而上學傳統的薄弱，由於理想主義精神的極端匱乏，一當高蹈的意識形態防線有所鬆潰，各種短視目光、功利心態、浮躁情緒和實用主義思潮便如春洪決堤汗漫而出，公然打起種種堂皇的旗號招搖過市。一時間，大有天下攘攘皆為利者、商海滔滔言必稱錢之勢。金錢似乎成了此一階段衡量一切的唯一價值尺度。在此情勢之下，剛剛從政治重軛下解脫出來的中國文人即刻又被經濟大潮打得暈頭轉向搖搖晃晃，種種關於“文化流失”、“精神貶值”的驚呼、哀歎或詛咒依然被淹沒在甚囂塵上的拜金主義狂潮之中，連水花都濺不起一個。一夜之間，被甩出了主流意識形態邊緣的中國文人們仿佛變得更加無所依附，找不到立錐之地了。於是乎，“注重經濟效益”、“與市場接軌”、“化知識為金錢”等口號對中國文人產生了“擋不住的誘惑”，“下海”也便成了當前文人的“自救之路”——有的聲稱要“先商後文，以經濟的自由來保障心靈的自由”；有的則幹脆表示要“棄文經商”，直奔金錢而去，公然慷慨“下海”；至於羞羞答答的“隱形下海”者就更不計其數了。毫不誇張地說，突如其來的滾滾商潮在催動社會行進的同時，也給中國文人從行為方式到心理結構造成了巨大的震蕩。
問題就這樣被尖銳地提出來了——
工商時代文人何為？或者進一步說，在當今具有中國特色的前工商時代（或曰初級階段），中國文人（狹義地說指作家，廣義而言包括整個人文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幹什麼？能幹什麼？他們到底應該到哪裏去尋找自己失落的價值？如何給自己定位？是“下海”經商、發財致富嗎？是僅僅在金錢的擁有量上和那些攤主、小商販、餐館老板乃至公司總裁、董事長們扯平拉齊嗎？——如果真有這一天，那究竟是中國文人的升值呢，還是貶值？
在我看來，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當代人文知識分子就應該是我們民族的精英、時代的大腦和社會的良知。在當前商海橫流而人們又往往以某種似是而非的曆史表象（比如資本原始積累）為根據去批判傳統道德同時否定道德本身，從而使一種非道德化傾向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潛伏病灶之際，決不應該去“趕海”蹚渾水，推波助瀾乃至混水摸魚。文人的“定位”恰恰是與這個“海”拉開距離。保持距離，堅定批判的眼光和權利，以自己清醒的頭腦和獨立不倚的精神創造與品格發出正義和理性的呼喊，既為這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負責，提供一種精神的價值尺度和終極關懷，也為這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負責，提供一種道德的前提條件和人文闡釋——這才是工商時代中人文知識分子獨特的責任和無可替代的價值所在。
事實上，從宏觀來講，自清末開始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經過百年的磨難、曲折、激蕩和演進，現在已經到了亟待上軌定型的關鍵時刻。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展開的社會現實，使得這種對新的人文精神的文化和理論的呼喚更為急切。也就是說，幾十年來在當代中國大陸所形成的“傳統中國文化、狹義的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三分文化”（許明語）已經無法對當前中國社會做出合規律的闡釋與說明。今日中國大陸推進的既非傳統意義的經典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而與後工業社會理論就更是相去甚遠。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混合型社會階段，既有滯後的農業文化，也有先進的工業文明，還有超前的後現代思潮；曆史還沒有提供過相似的範例，以便當代中國的人文學者做出選擇。另一方麵，這種萬花筒般的五光十色急速旋轉著推進的社會實踐運動本身又無時無刻不在調侃著和消解著既有的道德觀、價值觀乃至意識形態的方方麵麵。長此以往，這個社會勢必行為失範，走向無序和混亂；這個民族也勢必精神落魄，走向渙散與頹敗……
“天降大任於斯人”。當此之際，曆史的期待和現實的要求都把目光共同指向了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必須盡快地建構起一種富於當代意識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構與文化體係，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論支撐和精神導引。從邏輯上說，這種要求是現實的也是可能的，因為任何社會都應該有與之相應的理論說明。但是，從實踐來看，問題遠非如此簡單。眾所周知，70年來的中國並沒有進行過一場持續不斷的文化建設運動——“五四”時期淩厲浮躁並過早地轉向於政治，80年代外（政治）強內（學術）虛又過早地走入疲軟——兩次小高潮都未能在文化建設上取得更大更多的實質性成果。內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既有外在的客觀環境，比如動亂（包括戰爭的與政治的）的影響，從而導致了學人培養和學術研究條件與氛圍的破壞；也有內在的主觀因素，比如現代學人過於深重與膨脹的政治情結造成一種“政治/學術”的雙分情勢，引導一種潛在的價值取向——政治第一，學問第一（“出則為長，退則為家”），侵擾了做學問必不可少的平常心與恒定力；還有源自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理想的偏頗：“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短處即實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重實際而輕精神，乃至可以出不少“世界之富商”，而缺乏“世界之思想家和藝術家”。（陳寅恪語）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文化人格上對終極關懷和精神追問的傳統性淡漠，最終導致了近代哲學——文化之魂的萎縮……凡此種種，都從或深遠或切近的不同角度製約了現代中國人文學界的創造激情與活力，使得近百年的文化轉型期中幾次最關鍵的曆史機遇對新生文化精神的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以此觀之，可以說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真是任重道遠而又困難重重。
再換一種觀察角度來看，也許能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看得更清楚一些。就現代文化學術建設而言，“五四”運動雖未達到原本應該達到的高度，但畢竟產生了胡適、梁漱溟、顧頡剛、魯迅、陳寅恪等批大師及其創造成果。相形之下，往後幾十年的創造活動反倒隻見得熱情有餘而內涵不足。原因如前文所述，救國圖強內憂外患的政治危機和衝動一方麵使學人難以冷靜地給自己“定位”，總想介入主流意識形態，每每將學術主動地讓位於或服從於政治——抗戰初期有一句名言，說“偌大一個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借此極而言之整個中國大陸又有幾張純粹的書桌？像錢鍾書這樣幾十年“無為而治”（學）的特例真可算得是碩果僅存了；另一方麵更為致命的是，訓練和培育學人的土壤屢屢“地震”，造成當代學界的青黃不接後繼乏人。以目前的中青年學者為例，他們基本上是“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一代，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是在“造反”或“上山下鄉”中度過的，可謂先天不足，雖然後學有成，但也是亡羊補牢，比起真正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那批現代大師來確難望其項背。我們對當前西學的難以深入和對傳統國學的無法銜接就使得我們的學術活動始終無法定位——既找不準明晰的文化背景，也樹不起堅實的理論支點。粗粗一看，所謂的學術著作也算是犖犖大觀，汗牛充棟，但是捫心而問：往後看，又有多少是談得上對前人有所超越的呢？往前看，又有多少是可能經得住時聞的檢驗與淘汰的呢？以此觀之，又可以說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真是任重道遠而又身單力薄不堪重負。
曆史的要求對現實的挑戰就是以如此巨大的反差形式鮮明地凸現出來了。明乎此，關於當代人文知識分子在中國前工商時代究竟應該幹什麼和怎麼幹的答案難道還不夠明確，還不夠尖銳，還不夠急迫和刻不容緩嗎？
差可堪慰的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冷靜地選擇了文化漸進主義立場，開始沉下心來研究與創作，準備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長遠建設而艱苦跋涉。這種頂著欲海商風而回歸紮紮實實的“求智傳統”（餘英時語）的行為令人肅然。如果就“微觀”角度來說，它確實表明了這些知識分子個人的一種操守與品位，亦即我所強調的“文人品格”——我所謂的文人品格當然不是傳統酸儒的方巾氣、冬烘氣和迂腐氣，而是代表中國文人傳統中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體係和價值座標的、至今仍然富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比如“修齊治平”、“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患意識（雖然不必鬱結成深重的政治情結，但像陳平原先生所主張的以一種“學者的人間情懷”和道德良心來關愛天下，對政治發言，卻仍然是可貴和可敬的）；比如“不為五鬥米折腰”、“獨善其身”的清高與傲骨；比如“語不驚人死不休”、“字字看來皆是血”的藝術執著和獻身精神，等等。我想，今天來倡導和光大這種“品格”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往近裏說，它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活”的因素，可以幫助當代文人對抗現今大陸中國的欲海橫流，從而堅守自己的“崗位”與情操；往遠裏說，它作為東方儒學傳統中的精髓。對西方後工業文明的種種痼疾和缺落也不無療救和補充的作用。因此之故，我在本文啟首就提出並在行文中多次強調這個“文人品格”，實在是把它作為當代人文知識分子從事艱苦堅韌的文化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人格前提來看待的。相比較學養與方法，它恐怕是更重要的東西。有了這個東西，就可能有了精神的內力與定力，就可能保障當代（尤其是中青年）“文人”現在開始從“求智”人手，進而對中西方文化做出創造性整合，經過一代乃至幾代人的努力，最終完成現代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舍此，當代文人就有可能放逐精神與理想而計較現實的利害得失，心有旁騖，為車子、“帽子”而“學術”，為票子、房子而“藝術”，乃至於“見小利而忘大義”。（就像一部分“文人下海”那樣。）如此一來，我們對於未來世紀中國文化精神建設的前景還能再指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