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起案件，讓我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凶嫌使用的凶器竟然是“紙鎮”，那是日高邦彥屋裏原有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凶嫌當初進入日高家時，並無意殺害日高邦彥。如果他一開始就打算殺他的話，應該就不會使用這樣的手法。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凶嫌事先早有安排，卻因為臨時變故，不得不改變殺人的方法。可是改變手法後，竟改以紙鎮為攻擊武器，又未免太欠思慮了。如此看來，此次犯案應可歸論為突發、臨時起意的謀殺吧？
不過，還有一件事讓人無法忽視——日高家的門是鎖著的。根據第一發現者的供詞，住家大門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門都上了鎖。
關於這點，日高理惠曾經證實：“五點過後，我離開家的時候就把大門鎖上了。因為我擔心丈夫一個人窩在工作室裏，就算有人從外麵進來他也不曉得。可是我作夢也沒想到，這種事竟然真的發生了。”
根據指紋比對的結果，大門門把上隻檢測出日高夫婦的指紋，門鎖上也未見有擦拭過的痕跡。就門扉深鎖的情況來看，大門應該是從日高裏惠離開後就一直鎖著。
而工作室的門很可能是犯人從裏頭反鎖住的。因為和玄關的門不同，這裏明顯有指紋被擦掉的痕跡。
從以上幾點判斷，犯人最有可能從窗戶爬進房間。可是這樣的推斷，有一個矛盾：原本無意殺人的匪徒從窗口闖入？可偏偏他想偷東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是當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馬上知道，裏頭根本沒剩什麼值錢的東西。
事實上，破解這個矛盾的假設隻有一個：當天犯人總共去了日高家兩次。第一次來的時候確實是因為有事登門拜訪。可是那人離開了日高家之後（正確的說，應該是假裝離開日高家之後），又馬上進行了第二度的探訪。這時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種主意，所以改由窗口進入。而這主意不用說，自然是“殺人的企圖”。我們大可假設，他是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萌發了殺機。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案發當天有誰曾到過日高家呢？答案很明顯的指向兩個人：藤尾美彌子和野野口修。
我們對這兩人展開了交叉調查。不過，結果卻與警方想的相反，他們兩個都有不在場證明。
當天藤尾美彌子在傍晚六點回到住處，幫她作證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塚忠夫，以及擔任他二人婚禮介紹人的植田菊雄，他們約好要討論下個月舉辦訂婚典禮的事宜。植田是中塚的上司，和藤尾美彌子沒有直接的關係，他應該沒有必要為下屬的未婚妻作偽證。而根據日高理惠的證詞，藤尾美彌子離開日高家的時候已經五點了，就日高與美彌子家的距離以及兩地間的交通狀況來看，她在六點到家也是極其合理的事。換句話說，藤尾美彌子的不在場證明可謂毫無破綻。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偵查這個人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我多少帶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職場上的前輩，也是知道我晦澀過去的人。
不過，做我們這行的，如果因為私人恩怨而影響辦案的話，也隻能說不適任了。在承辦這起案件時我下定決心，要盡可能客觀地審視我倆曾經共有的過去。然而，這並不代表我會把過去遺忘，這也有可能成為破案的利器。
根據野野口修本人的說法，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這樣的：
當天四點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彌子來訪後，他就離開了日高家。接著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點都在工作。六點一到，童子社的編輯大島幸夫來了，他們開始討論稿子的事。這期間日高邦彥打了電話過來，說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請他八點過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島到住家附近的餐館用晚餐，之後才前往日高家，抵達的時候正好是八點整。因為沒人應門，他感到有點奇怪，於是打電話給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來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燈”，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等她。八點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來了。兩人一起進入屋內，進而發現了屍體。
整理案情的同時，我發現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島以及“洋燈”的老板也證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過，這其中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從他的供詞推斷，他唯一可殺日高的機會，應該是在打電話給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說，他和大島分開後，一抵達日高家就馬上殺了日高邦彥，之後做一些善後，再若無其事地打電話給被害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