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2.0時代應有怎樣的新思維
宏觀
作者：劉恩專
自貿區2.0時代是實現自貿區創新驅動、拓展升級的關鍵期，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的攻堅期，是區域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演化期，是貫徹國家多重戰略大有作為的機遇期，“四期”疊加的重要時點需要全新思維的改革創新
隨著天津、廣東和福建三地自貿區的正式運行，中國自貿區建設進入了2.0時代。三地自貿區與擴圍後的上海自貿區“連點成線”，標誌著國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的戰略部署已全麵展開。麵對嶄新局麵，自貿區建設應具有怎樣的新思維呢？回答這個問題，須從以下四個方麵著眼。
改變“飛地經濟”與“開發區”思維
雖然在十三世紀初歐洲就產生了自貿區的初級形態，從中世紀到殖民主義時期，從30年代的大蕭條到戰後重建，從歐洲一體化的迅速推進到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的成功，自貿區都作為一種貿易促進機製而備受歐美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青睞，然而，把自貿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改變其“政策飛地”特性，創造性地利用其高度開放的形式，進行帶有全局性的改革開放製度試驗與創新，進而複製、推廣，則隻有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區是三中全會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的最大亮點，它承載國家使命，服務國家戰略。
僅從開發區算起，我們陸續創辦各種形式的特殊開發區域，如保稅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等，已經有30多年了，其間雖取消了對外商“減二免三”的稅收優惠，但在觀念和做法上，均未徹底擺脫特定區域內的實施特殊優惠政策的觀念束縛。由此，形成了“飛地經濟”和“開發區”思維，表現在：特殊開放區域要獨享“特殊”政策紅利；作為政策窪地，要依靠稅收等優惠政策招商引資，而且是以吸引外資為主：做大為王，特殊開放區域要拚GDP，把利稅搞上去。自貿試驗區就要徹底打破這種根深蒂固的陳舊觀念，以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立理念、以開放經濟的自由貿易思維，去進行製度試驗，著力營造國際化、法製化的營商環境。
因此，自貿區2.0時代的挑戰之一，就是要處理好製度試驗與創新發展的關係。顯然，沒有企業的紛至遝來，沒有產業的高度集聚，沒有園區經濟的充分發展，就沒有製度試驗的優質載體和“高度上”的平台。以自貿區的巨大發展效應來創造製度試驗的廣闊空間，是擺在自貿區建設者麵前的首要任務。
國際一流自貿園區：對標新規則，引領新趨勢
建設國際一流自貿園區，營造國際化、法製化的營商環境，是第二批自貿區的目標定位，因此要與國際高水平的投資貿易規則對標，在自貿區的製度和政策的頂層設計上保持領先。
目前，國際領先的幾類貿易規則體係，都是高標準、高起點、高水平建設自貿區的參照係。首先，與國際主要自由貿易協定對標，包括與FTA（兩國或多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自由貿易協定，目的在於促進經濟一體化，其目標之一是消除貿易壁壘，允許產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等國際上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議進行對標，使自貿區做到在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上先行一步。其次，與多邊規則對標，包括與已經納入WTO多邊規則體係的《貿易便利化協議》對標、與世界海關組織WCO《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標準框架》中的經認證的合格經營者（AEO）對標，讓廣大的貿易投資者在自貿區內感受到具備國際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便利環境。最後，與國外的自由貿易港區（FTZ）對標，國際上稱謂多樣的“境內關外”性質的FTZ，如美國的對外貿易區、巴拿馬科隆自貿區等，都有很多自由、靈活、便利的政策及措施，尤其是與上海自貿區同步建立的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在打造自由經濟環境方麵，著力進行了金融、物流等領域的創新，這些都值得我們複製、借鑒。
縱觀全球，世界FTZ成功的基石在於，形成以開放、便利和法製為特征的一流的營商環境。在法律、稅收等方麵提供良好的保障是大量外資企業進入迪拜自由區的主要原因；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港+”（貨物流通、資金流動、人員進出、企業經營的充分自由）是自貿區保持持久吸引力的關鍵。我國自貿區建設，要與世界先進自貿區在功能與產業定位、投資貿易政策、金融政策與稅收政策等方麵進行對比，找準不足與差距，進行借鑒與學習。一句話，自貿區建設要遵循經濟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