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曆來是一個民族，現在卻冒出了韓國、朝鮮兩個新國家，一南一北，一個是共產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相互不承認。兩個國家都認為朝鮮半島隻能有一個國家，都說自己是朝鮮半島的真正代表和未來發展方向，於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這裏開始碰撞，雙方互不服氣，而且堅信自身的實力。在談判失敗的情況下，其結果隻有一條——兵戎相見。但是，作為美國、蘇聯和中國，從1949年的國際國內環境與各自的利益出發，並不願意看到在朝鮮半島立即發生戰爭。
（一）蘇、中、美製止大戰
應該說，1949年整個亞洲局勢的發展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發展具有轉折性意義的，紅旗席卷遠東地區，也動搖了美國人戰勝共產主義的信心：中國革命在沒有美國軍隊大規模兵力幹涉的情況下已經順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蔣介石跑到了台灣；美國軍隊已經撤出了朝鮮半島，隻留下數量很少的軍事顧問；朝鮮人民表現出高漲的革命情緒，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韓國社會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則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況等等。1949年9月3日，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美國的核武庫中已有200多枚核武器彈）。然而，斯大林認為蘇聯與美國實力對比還是有差距，為防止不必要的衝突，還是拒絕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
早在1949年3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便提出了以武力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但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進攻南朝鮮，隻有在對南朝鮮軍隊進行反擊時才可以越過三八線。
1949年9月15日，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給斯大林的電報說：“我認為，人民軍的人數和他們擁有的物質保障現在不能保證徹底打垮南方軍隊並占領南朝鮮。但他仍然強調“發展朝鮮南部的遊擊運動並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持和領導是可能的和適宜的”，在有利的情況下，可以進行僅僅占領甕津半島和開城地區的局部戰役。為此，可以利用南朝鮮人在三八線一帶的挑釁活動，並且作為對他們破壞三八線的懲罰，占領甕津半島和開城地區，從而縮短陸地戰線。”
對於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的報告蘇聯極為重視，1949年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了朝鮮的局勢，並十分慎重地做出決議，責成什特科夫嚴格按照決議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樸憲永聲明：“由於目前朝鮮的武裝力量與南朝鮮相比沒有占必不可少的優勢，因此不能不承認，現在進攻南方是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所以從軍事角度看是不允許的。”由於南方的遊擊運動和群眾鬥爭沒有積極開展起來，建立解放區和組織人民起義的工作進行得很少，甚至還出現誤導，“從政治方麵看，你們建議的對南方的進攻也是沒有做好準備的”。此外，進攻甕津半島和占領開城地區的局部戰役就意味著“朝鮮南北戰爭的開始”，而戰爭的持久性“可能給美國人對朝鮮事務進行各種幹涉提供借口”，所以，如上所述，朝鮮北部無論在軍事方麵還是在政治方麵都沒有做好準備。決議要求“目前爭取朝鮮統一的任務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開展遊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在朝鮮準備全民起義，以便推翻反動政權和成功地解決整個朝鮮統一的任務；第二，進一步全力加強人民軍的力量。”實際情況是朝鮮已發出“朝鮮祖國統一民主陣線成立大會呼籲書”，韓國共產主義遊擊隊和群眾已經采取了積極的配合行動，而蘇聯又不讓朝鮮進攻，且韓國軍隊全力對遊擊隊進行嚴酷討伐，南部遊擊運動和建立解放區以失敗告終。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大使至斯大林的電報，報告了與金日成和樸憲永的談話情況：“金日成和樸憲永勉強地接受了通報。金日成聽我講完後說：好吧。樸憲永講得比較明確：這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更廣泛地在南方開展遊擊運動。為了指導遊擊運動，他們向南方派了800人。”
上述決議表明，莫斯科此時的方針，顯然不想采取大規模軍事手段統一朝鮮，而是希望通過南朝鮮內部的人民鬥爭來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的，然而這和朝鮮當時領導人的思想有很大衝突。蘇聯的布爾加寧、葛羅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還要什特科夫大使提醒金日成：“他們遠沒有充分利用爭取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國陣線關於和平統一國家的宣言這樣一個重要的和政治上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文件。”這也說明，蘇聯領導人主要考慮的還是不訴諸武力解決朝鮮問題。
金日成等朝鮮領導人雖然非常勉強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但是並沒有完全停止采取軍事行動的計劃，隻是推遲了一些時間，規模也小了一些。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鬥，朝鮮民主義人民共和國第3警備旅對侵入三八線以北1.5公裏法音山高地的韓國軍隊展開攻擊，並占領了這兩個高地。由於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並默許和支持了這一軍事行動，事先沒有請示，事後又未向莫斯科報告，斯大林對此極為不滿。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嚴厲指責什特科夫大使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並對他提出警告。據目前掌握的俄國檔案文件顯示，至遲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沒有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斯大林之所以不同意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其擔心可能有三個：一是美國可能卷入朝鮮衝突；二是平壤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三是避免蘇聯卷入戰爭。在斯大林的決策考慮中，對亞洲的共產主義發展還是非常滿意的，在沒有絕對把握的情況下，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並不急於訴諸戰爭，也沒有必要，他把美國是否會對朝鮮衝突進行幹涉是第一個也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底線始終是保證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安全。
1949年4月底，朝鮮金日成委托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問中國。金一先到沈陽與高崗會麵，並與中共中央進行了聯係。在北平，金一先後四次會見朱德和周恩來，一次會見最高領導人毛，與中國領導人討論請中國支持朝鮮的相關事宜，包括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的朝鮮師轉屬朝鮮政府、朝鮮的局勢以及成立東方情報局等問題。5月，中國領導人毛等在了解朝鮮半島出現的緊張局勢以及朝鮮民主義人民共和國需要援助的情況後，毛答應要幫助金日成，但並不主張金日成主動采取軍事行動。
蘇聯駐朝鮮的什特科夫大使向蘇聯報告了朝鮮與中國商定情況。電報說，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朝鮮師中有兩個駐紮在沈陽和長春，另一個正在作戰。中國隨時準備把駐紮在東北的兩個師連同全部裝備移交給朝鮮政府，另一個師隻有等戰鬥結束後才能從南方回來，並至少也得一個月後才能調回。對於金一提出的這三個師所需彈藥能否給予支援的問題，毛回答說他們能製造彈藥，朝方需要多少他們就能給多少。毛和朱德對朝鮮的情況十分關心，並詳細詢問了朝鮮形勢。毛說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金日成應估計到這個情況，並做好周密準備。在朝鮮，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說：“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卷進來，並幫助南朝鮮‘政府’。你們不用擔心：蘇聯就在旁邊，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增派中國士兵去，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
蘇聯駐中國大使科瓦廖夫也向蘇聯報告了中國與朝鮮商定情況。電報說，關於援助朝鮮軍隊幹部和武器的問題與朝鮮通報的情況基本一致，但談到朝鮮局勢和中國的態度時則有很大不同。根據這個通報，中國最高領導人毛說，如果朝鮮發生戰爭，中國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別是上述師的給養和武器。當金一說美軍撤出南朝鮮後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幫助對朝鮮發動進攻時，毛勸他們進行反擊，但如果有日軍參加就要慎重。毛還說有可能出現敵人占優勢的情況，並勸他們要使黨、軍隊和人民做好這種思想準備。毛又特別指出：“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有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勸朝鮮同誌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在這個進攻過程中，麥克阿瑟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而我們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給予支援，因為我們的全部主力已到長江以南去了。”毛還說：“當日軍入侵朝鮮時，我們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所有這些步驟隻有同莫斯科協調後，我們才會采取。”雖然兩個電報不完全一樣，說明當時報告反映的情況各有側重，對不同的國家表述應有所區別，這都是正常的。從中國的電報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最高領導人不同意發動戰爭。
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與蘇聯駐朝鮮大使館臨時代辦頓金進行會晤。據頓金報告，金日成談到朝鮮半島的軍事局勢時提到“今年春天，在中國最高領導人毛同朝鮮代表金一談話時，毛曾說，按照他的意見，北方現在不應采取軍事行動，因為，第一，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國朋友正忙於自己國內的事，不會給他們有力的幫助”。這一點與朝鮮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總之，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中國最高領導人在1949年春天並不讚成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至少是等到中國內戰結束以後再說，而且此事要與莫斯科商議。
1949年，有兩件事對美國人的刺激極大，甚至動搖了美國人在冷戰中取得勝利能力的自信心：一是49年9月3日，在北太平洋上空。一架美軍用於測試同溫層中核輻射強度的遠程偵察機收集到了放射性空氣標本。經專家分析、研究，確定這是蘇聯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的確鑿證據，代號“約瑟夫１號”。杜魯門說，美國的情報專家“沒有一個人預料俄國能在1952年以前能設計出任何原子裝置”，“俄國人能以出乎我預料的速度獲得這樣進展，當然使我震驚。”二是蘇聯原子彈爆炸幾周後，中國共產黨就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蔣介石被從大陸驅逐出去，流亡到了遠離大陸的台灣島上，美國人隻能詛咒和憎恨，卻無能為力。這樣，1950年初，杜魯門總統指派政府和國防部門的官員開始認真研究世界上對美國利益存有的威脅因素，為了提高軍費，艾奇遜指派國署院政策規劃司副司長保羅？尼采撰寫一份核心文件，其結果導致了一次最高機密的研究，也就是代號NSC－68的研究（NSC是美國安全委員會名稱的縮寫，是一個向總統提供對外政策事務谘詢的機構）。它警告說，由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垮台和美國對原子彈壟斷地位的結束，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威信已經受到嚴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