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在管理過程中，要能“攻擊一點，旁及其餘”，即抓住一個關鍵，用智慧加以徹底清理幹淨，避免留下“夾生飯”，給日後工作帶來隱患。
雍正的領導心智是：從一點開始做穩、做好每一項工作，並以此為突破口攻下其它“堡壘”。
1.虛假之人，不能成大事得大勝之法，須在用人，用人則需知人，知人才以善任。皇帝的權力是天賜的，但天賜就能管用，就能長久，就能歸心嗎？這裏麵除了皇權，還必定有招兒。大膽使用賢能之才是雍正吏治思想的核心。他用人的原則一直本著官得其人、人盡其職、不拘成例、不限資格的原則。
不拘成例、不限資格的意思就是，隻要你有能力，即便你官職低微，也可以將你破格提拔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為此，他曾說：“即府縣等官員階局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準列於薦牘之內。”
與任人唯賢的思想對立的是，雍正大帝討厭隻會做表麵文章的俗儒、腐儒，他認為那些人“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卻實無一策”。因此，他鄙棄這些雖能下筆千言，卻根本不知道“吏治及一篇文章”的腐儒，自然不會重用他們。也就是說，那些腐儒並不是真正的賢才，怎麼能夠堪當重任呢？
雍正思賢若渴，但他本人也知道真正的賢良之材是不可多得的。為此，他曾講“蓋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出類拔萃之賢，世不屢遇，故理國之道貴儲材有素。”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從古至今，才智居中的人比較多，要想選拔出類拔萃的賢才，就很難找到了。因此治國之道應該貴在能夠在平日裏多儲備一些人才，儲備也即培養，好不斷從中進行選拔。
從雍正這番話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初步具備了一種新型的用人思想，即對人才的培養和儲備。而對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從現代意義講就是“人才庫”理論的雛型。這就是說，幾百年前的雍正大帝已經提出人才庫這一觀點了。
雍正這種高瞻遠矚的心智，帶動了整個社會向前邁進，推動了曆史的改革進程。下麵讓我們看看雍正是怎樣儲備人才的呢？
在當時的情況下，雍正大帝儲備人才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設立和借助科舉教育製度把可造之材送進政府機關培養和訓練。用雍正的話來說就是：“培館閣之材，儲公輔之器也。”意思是說，我們之所以注重培養館閣人才，就是為了使他們有朝一日能成為輔佐國家的王公委臣。這主要是指選翰林而言。
雍正說，選翰林“必人品端方，學問純粹，始為無忝厥職”。就是說要把那些人品、學問都很優秀的人儲備充實到中央政府的樞要部門去鍛煉。
為此，雍正還特地設立了朝考製度。即對每年殿試中舉的進士再進行一次考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從中選出最優秀的人選，委以提拔和重用。這個製度以後一直實行了下來。清代許多有名的宰輔都從這裏開始展露頭腳。
看來，雍正的“培館閣之材，儲公輔之器也”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另一種方式是注重在實踐中儲備從事具體工作的實幹人才。比如河防水利，雍正就經常講：“是通曉河務人員不可不預為儲備也。”並時常選拔優秀的官員到治河第一線去學習治水之術。
書到用時方恨少，人才又何嚐不是如此？
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國家，整天都在喊缺乏人才。
正如雍正所說，世間大抵中材居多。所以對人才的培養訓練就顯得格外重要。與其臨淵慕魚，不如退而結網，有遠見的領導人，大都明白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在用人一事上，雍正的確是不拘一格的。也就是說無論你有沒有文憑學曆，隻要你有能力又實心辦事，那我就可以破格錄用你。
但人到用時方恨少，特別是在管理一個國家的事務上，像田文鏡這樣的得力幹才實在是不夠，因此雍正時常慨歎：“天下唯人才難得！”
人才既難得，就要加大選擇人才的力度，為此雍正主張“進賢勿避嫌，退不肖勿避怨，知其賢而不言是謂蔽賢，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謂黨惡。”
意思是說：舉薦賢才時不能懼怕嫌疑，就算他是你的親朋至友，隻要他確有賢能，也要大膽舉薦，但對那些不肖之徒，一定要揭發他，不要怕因此遭到他們的怨恨，假如你知道某人不肖卻不揭發，那你們就是朋比為奸了。
雍正曾明確下令：“凡為督撫者，當為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參劾之間，尤當加意慎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薦一劣員之上。”這就是說：各省督撫，應當懂得愛惜人才的道理。在對部下進行彈劾時更應當謹慎。若因為查人不明誤將一個有用的人才罷了官，那就比誤薦一個不肖的官員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大。
應該說，雍正的上述認識非常客觀而深刻。而深刻地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必得有深遠的眼光和超人的心智才行。
2.不講嘴上勁，而要講實力大小
做人首先要正己，萬不可不按規矩辦事；第二是要能根據實力辦事。這些都與個人的修養有關。假如一個人能做到這兩點，可以講早晚有一天勝局在手。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雍正大帝認為，一個人隻有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這就是“正己正人，修煉自我”的心智繁重為此，雍正告誡官員：“以循良為楷模，以貪墨為鑒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當端其操守以為根本，乃可以勉為良吏。”
意即：做官的當以廉明者為楷模，以貪汙者為鑒戒，這才是做官的根本，因此，做官的必須注重自己的品德節操，隻有這樣才能算一名基本上合格的官吏。
雍正大帝雖然要求官吏必須清廉，但同時還反對某些官員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釣譽。為此他指出：“取所當取不傷乎廉，用所當用不致於濫。固不可剝削以困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
這就是說：做官的取自己應當取的錢財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應當用的錢物不能算是濫用。所以，既不要剝削老百姓，也不要偽飾清廉而沽名釣譽。
既然如此，怎樣才能使群臣把廉明視為一種時尚呢？為此，雍正大帝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號召群臣提倡節儉。在即位後的13年中，雍正大帝從未去過承德避署山莊，也沒到江南做過巡幸活動。就算他不得不去拜碣祖陵時，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過多的臨時設施，不求安逸，稍有花銷，就認為是過奢之舉。此外，他對群臣進獻的稀世珍寶也大不以為然，反倒認為“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稀之珍也；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
意即：假如你們能實行一項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豈不比獻給我一件稀世珍寶更好？假如你們能給我舉薦一名有用的人才，豈不是比獻給我一個價值連城的寶物更好？
雍正大帝不但嚴於律己，而且還以此帶動群臣。他明確指出：“世人無不以奢為恥，以勤儉為美德，若諸臣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儉乎？”
意即：世人都反對驕奢淫佚，都把勤儉當做美德，假如群臣反過來都以奢侈為時尚，那你們又怎麼去教導百姓們提倡節儉呢？
許多人都鬧不明白，作為一名泱泱大國的君王，國家再窮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還獨獨少了皇上用的？既如此，雍正為什麼如此注重節儉呢？他自己解釋說：“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
這就是說，雍正清楚地看到了奢侈給國家造成的重大危害和勤儉廉潔給國家帶來的好處。通過奢儉這種表麵現象看到由此而帶來的損益，說明他並沒把眼光放在表麵上，而是通過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質。雍正如此倡導、崇尚甚至嚴令節儉，自然以奢儉來考察和任用幹部，將其作為識人用人的標準。節儉則用，奢侈則除。
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雍正能以身作則來告誡臣下節儉，可以說是一代英明君皇。
3.打出恩、威這兩張有力的牌
如何推廣權力，是操縱勝局的大問題。對那些以“恩”、“威”炫耀自己的官吏，有一條原則是“恩‘、’威二字萬不可偏執”。
在雍正統治期間，皇權對政治生活的幹預麵不斷擴大。雍正元年，雍正提出代行大學士之事，稱：“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意即：我正當年富力強之際，什麼都能幹，你們就去圖個清閑，怡養天年吧。就這樣，雍正輕輕鬆鬆地削奪了諸大學士的權力。
到了五、六年間，雍正又以諸臣對所交事務可否施行不予複奏，表示代為處理一些部院事務，並稱：“倘不能辦理，應將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諸臣辦理。況朕竟日坐勤政殿，又不憚暑熱，欲辦理事務，竟無事辦，諸大臣如此因循遲延不奏，其意將推諉乎？”意思是說，凡你們認為辦不了的事，就都交給我來辦吧。我每日裏坐在勤政殿中，又不怕熱，又想處理問題，卻沒多少事兒可作，而你們卻將許多該辦的事拖延著不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就這樣，雍正又將三部院職責範圍內的部分事務攬在自己手中。
幾乎與此同時，雍正又把權力的觸角伸向了各王公大臣的私生活領域，竟以諸大臣為家人妻子所惑、不能明辨是非為理由，降旨訓飭道：“凡大臣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宴請親人等事，令各稟明家主，倘有私成黨羽，結為兄弟，彼此會飲，懇求事件者，即行拿獲具奏，朕必從重治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筵請宴會，為樗蒲之戲，借以夤緣請托，大臣中現有為伊妻所製，凡事依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諸大臣）各宜將妻奴嚴管，苟有畏懼掣肘不得已之處，令密奏朕，朕代諸大臣處分。朕雖日理萬機，而於大臣之家事尚能辦理。諸大臣覽此諭旨，有此等病者，若不加意，亦聽諸大臣之便耳。”
這番話大意是說，大臣的家裏人凡有嫁娶宴請之事，必須由大臣本人同意。如果互相結黨、結為拜把子兄弟，彼此常在一起聚會喝酒、相互委托辦事的，一旦抓住，我一定要從重懲處。另外，大臣的妻妾借互相宴請、做擲色子遊戲之類，互相拉攏關係，並且大臣有“妻管嚴”之害懼內病，凡事都答應的，是不要臉的行為。對此，大臣們要提防著點，把自己的老婆和下人看管嚴一點。要是因為某些原因、某些為難的事而無奈於他們或受他們的刁難威逼，可寫出密折呈奏於我，我替你們這些大臣來處分他們。我雖然日理萬機，但大臣們家裏這點事兒還是能辦的。
在這段話的最後，雍正大帝不很客氣地說：“你們現在都看到我的諭旨了，別怪我言之不虞，有上述這些毛病的人如果還不努力改正，那就請便吧。”——意思是說：“你看著辦”、“靠邊站”或者“別怪我不客氣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是從一家一戶小事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別小看家庭主婦間的打麻將、做遊戲，吃吃喝喝，內中有乾坤。許多大臣與大臣、衙門與衙門的交易凡用人調度、打擊報複、坑誰害誰、送賄受賄之類，都是在麻將桌、撲克堆、酒肴飯菜之間做成的。別的不說，就說雍正大帝之後，乾隆晚年的和，慈禧太後的李蓮英、崔玉貴，斂了多少財、坑了多少人，幹了多少壞事吧！
由此可見，雍正大帝將權力觸角探向大臣家裏是何其洞明。他大概知道“一個好大臣身後站著好女人”、“一個奸臣背後必有一個刁婦”的道理。當然，話說回來，一位泱泱大國的皇帝竟公然提出要幫助某些大臣管束老婆，除大唐李世民之外，此舉在中國曆史上似乎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確不是笑談。
此後，雍正又頒布了嚴禁大臣的仆從間彼此吃酒唱戲、結黨營私的命令。命令指出：“家仆結黨雖屬細事，但關係非輕，嗣後仍有群聚結黨、生事亂行者，經朕聞知，必將此等惡仆正法。”
由此看來，雍正在為政期間，倒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了。但他的這份操心並不是一時的興之所至，而是為了達到他的最終目的，即加強中央集權，以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4.牢記為政第一要
為政的第一要是什麼？各有其說。“導民務為第一要政”是雍正的基本國策。雍正貴為一國之君，以九鼎之尊來推行改革。其號召力、影響力是曆史上的改革帝皇所無法比擬的，這是雍正實施改革的最大優勢，也使其有機會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