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力量是避免仕途出軌的保證德性對於領導者把事情做好絕非可有可無。翻開中國曆史，我們會看到不少奸臣青雲直上、忠臣被黜遭難的例子。確實，依靠逢迎拍馬、弄權逞奸能夠迷惑一些人，也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實惠。但是，一個人缺少了道德的約束，就如脫韁之馬，早晚有一天會撞個頭破血流。領導者更是如此，隻有耐得住寂寞，守住道德底線，並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為官的路才能在一個安全的軌道上走得更遠。
1.以能服眾不如以德服眾
“領導警語”
（天地高下相因），地的德性極順、極厚。君子秉承大地低順、深厚的德性而容載萬物。（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坤·象》
能力固然是領導者可以依恃的資本，但如果有能無德，能力也會成為害人傷己的利器。而道德的力量卻是無比巨大的，它能讓人心歸附，讓事業成功。
晉武帝時，羊礻古任都督荊州諸軍事，他率部鎮守南夏，和吳國相抗。
羊礻古喜好打獵，一次他夜間出營，不想軍司徐胤站在營門，不讓他出門，且義正辭嚴地對他說：
“將軍身負重任，卻喜歡行獵之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這不是仁德之人所能幹的。將軍若不能聽我的勸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放將軍出去。”
羊祜的部將欲要斥責徐胤，不想羊祜急忙攔住他，且對徐胤說：
“你忠於職守，所言不虛，我一定聽從你的建議。”
他馬上轉身回去，以後也不再行獵，還把徐胤提升了官職。
羊祜據守邊防，實行懷柔政策，他自己加修德信，對吳國投誠者以禮相待。不僅如此，他每次和吳國交兵，總是限定日期才交戰，從不掩殺偷襲，為此有人抗議說：
“自古兵不厭詐，將軍仁德也不該用之敵國。如果都是這樣講究仁義，又如何才能出奇製勝呢？”
羊祜告訴他們說：
“皇上誌在一統天下，眼下時機不到，交戰雖迫不得已，但也應該以德化人，收取民心。我這樣做，非為今日一戰小成，而是為了他日大功啊。”
有的將領好出奇謀，多次纏著羊祜。羊祜為了不傷害他們，隻是將他們灌醉，讓他們說不出計謀。
一次，軍中有人抓了兩個吳國小孩當做俘虜帶回，羊祜為此怒斥了軍士，還撤掉了為首者的官職，他就此告誡眾將說：
“孩子無辜，若抓之領功，天下還有仁義可言嗎？這些人可見心術不正，品行不端，絕難付以重任。我削奪他們的官職，正是怕他們以後為禍更烈，也讓眾將引以為戒，再不能犯此大錯。”
吳將陳尚、潘景領兵進犯，羊祜把他們打死，卻念其為主死節，對他們的遺體厚禮殯殮，他們的家屬前來迎喪，羊祜也以禮待之，如同故友。人們都認為羊祜過於謙敬，而羊祜卻行之不輟，時間一長，吳地民眾都對他心悅誠服，稱他為羊公。
吳國大將陸抗和羊祜對峙期間，雙方多有來往，互相尊重。羊祜對陸抗十分欣賞，告誡部下不要輕易和他交戰，他說：
“陸抗為人重德，講禮好信，這樣的人必深孚眾望，難以戰勝。隻要他為將一日，我們就不要輕舉妄動。”
一次陸抗病了，羊祜派人給他送藥，陸抗拿來便服用，他的部下勸他慎重，陸抗隻是一笑說：
“羊祜乃難得的君子，他要害我也不會用卑鄙的手段，我是不會防範他的。”
陸抗身為大將，自是知道羊祜的用意，他為此對手下說：
“知人若不知其德，必有大失。羊祜專門修德，贏取民望，這是最厲害的招法啊。我等若不修身養德，隻講殘暴，他日征戰便會失去民助，難有勝算。”
羊祜臥床不起之時，他把張華視為知己，對他說：
“大人身為中書令，隻有你能理解我的心願啊。孫皓殘暴無德，伐吳當要趁早實行，倘若孫皓死了，吳有明主，良機便一下失去。你忠直德高，必會讓皇上早伐吳國，是以相托。”
後來羊祜去世，張華果然不負羊祜期望，在滿朝文武的反對下，力勸晉武帝堅定信心，終於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
以德為政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為政》），即主張“德治”，他讚美德治像北極星那樣，眾星都圍繞它運轉。以此來說明德治易於得到民眾擁護，從而收到好的治國效果，孔子認為德治是最理想的社會政治。
德者，“得也，得事宜也”（《釋名·釋言語》）；“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說文》）。用德做施政的指導思想，即是注重教化，主張用領導者的模範的德行為政治規範，以之教化下屬和人民。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意思是說領導人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這是孔子對德治作用最通俗形象的比喻。
孔子認為，要教民懂得道理，對己對人都要舉止得當，維護奴隸主統治的固有秩序。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懲罰可以使人畏懼而不敢犯罪，但並不能消除人的犯罪觀念。孔子比一般隻知用嚴密法網維持政權的統治者更有遠見，懂得要使民馴服，單靠用刑殺禁止是不行的，懂得要使民馴服，還必須使民安土重遷，並且養成一種卑怯心理，以為自己能生存全賴於君子的恩賜，即所謂“懷土”、“懷惠”（《裏仁》），使其自覺消除犯罪觀念。也就是說，德治高出刑罰一籌。但孔子也深知單靠教化來服民是靠不住的，那會使小人們誤以為君子軟弱而變得不聽話、不馴服。因此，必須使民看到不“得”必“失”，感到胡蘿卜後麵還有大棒的威脅，即使貴族統治者缺“德”，也不敢因饑寒而起“盜心”。所以孔子主張為政要采用所謂“寬猛相濟”的兩手政策。孔子的德治思想，著眼於收買人心。這是對當時貴族統治的成功經驗的總結，後來發展成為儒家的政治領導藝術。
孔子主張“德治”和“禮治”相結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這樣，就能實現“人治”。孔子總結殷周奴隸主貴族成功的統治經驗，並將其作為最佳施政方案奉獻給執政者。他向往的理想政治，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的領導思想，長達兩千多年。
孔子以德為政的思想，在今天的領導實踐中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2.做官就要做清官
“領導警語”
孟子說：“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就會損害自己廉潔的品質。（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孟子·離婁下》
領導者常麵臨很多利益上的誘惑，此時，你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想當個好官就不能以求利為目的。不是嗎？如果你要的是金錢、財富，何不去做生意，自己賺錢自己花，何其逍遙自在，沒人會說三道四，但一旦站到了為官的起點上，就要把做清官作為自己終生的道德要求。
在史書中，有多處提及晏嬰“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車駑馬”、“布衣棧車而朝”。還說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飯，隻有一葷一素兩個菜。一天，齊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趕上他要吃飯，就把飯分了一份給使者吃，結果兩個人都沒吃飽。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過將衣服和帽子洗幹淨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隻是在出使他國或參加盛典時穿，並且一直穿了30多年。平時上朝，總是乘坐一輛劣馬拉的破舊車子，有時甚至走著去。至於住的，照景公的話說，是“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
齊景公見晏嬰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給他許多錢財。前兩次都被他全部退還。第三次他收了下來，將它們轉贈給了貧窮的親友和災民。之後，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賜，便如實向景公說明了情況，還說：“作為一個大臣，將國君的恩賜用於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應該幹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來，那臣下就變成了一個裝東西的箱子，仁者是不會幹的；上對不起國君，下對不起百姓，隻幹守財奴的事，聰明的官吏是不會幹的。所以，請您千萬不要再賞賜臣下了。”景公不解，問：“想當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賞的500個村莊嗎？”晏嬰便說出了“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的話，並“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總覺得晏嬰乘坐的車子與其身份太不相稱，所以仍堅持送他一輛由幾匹良馬駕的好車。晏嬰再三謝絕，並坦誠地表示：“您讓我管理全國的官吏，我深感責任重大。平時，我怕他們奢侈浪費和行為不軌，一直要求他們節衣縮食，以減輕百姓負擔。我若乘坐好車，百官們便會上行下效，奢侈之風就會彌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就無法禁止了。”
接著，齊景公又利用晏嬰出使他國之際，“毀其鄰以益其宅”，為他新建了一處相國府。但晏嬰回京之後，馬上從相府搬回了原來低矮狹小的住處，同時將相國府加以改造，分配給了原來住在那兒的人。
後來，景公還決定將富庶的平陽（今山東平陽東北）和棠邑（今山東聊城北）賞賜給晏嬰。晏嬰表示感激卻不肯接受。他說：“以往，由於您熱衷修建亭台樓閣，致使百姓精疲力盡；由於您迷戀聲色犬馬，致使百姓貧困不堪；由於您動不動就對鄰國興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難保。直到現在，百姓們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賞賜。”景公默默點頭，但又問：“難道您就不想富貴嗎？”晏嬰答道：“我以為，當臣下的首先要為君主，然後再為自己；先為國，再為家。至於富貴，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說：“那麼，我應賞賜您什麼呢？”晏嬰隨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減免漁鹽商人的稅收，對農民實行‘十一稅’，再減輕各類刑罰，這將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賞賜，我也將永遠感激不盡！”景公十分高興，當即答應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嬰到了晚年，不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賞賜，還向齊景公提出將原來賜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認為：在齊國曆史上從未有臣老辭邑的先例，堅決不同意。但二人推來讓去，最終還是晏嬰說服了他，將封地全部退還，自己僅留下了一輛劣馬駕著的破車。
晏嬰臨終之前，還諄諄告誡家人：喪事要從儉，絕不許厚葬。為官以清，時時處處要和不正之風鬥爭，但創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環境，要想做到理直氣壯製止歪風邪氣，揭露他人的越軌行為，首先自己得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晏嬰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到位。晏嬰知道，創建清正廉明的政治環境，不是說說就可以，也不是製度建立和頒布了就萬事大吉，決策者的以身作則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晏嬰一係列拒賞守貧的決策表麵看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實際上其深意在於在全國的官吏和百姓麵前做出一種姿態：官，就是要這麼當。所以，晏嬰從我做起清廉儉約的做法既是保持操守的個人化的決策，更是關係到國家大政方針和政治風氣的重大政治決策。
晏嬰的做法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來說是最難做到的，而無疑也是最有效的。民不畏嚴而畏廉廉潔問題對領導者來說，是極端重要的，它對領導活動有重大影響。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堅持廉潔奉公是發揮領導形象效應的關鍵。一個領導者是廉潔自律還是結黨營私，貪汙受賄，直接影響到領導者的形象。領導者一旦給人一個不廉潔或腐敗的形象，那麼，就會形成“台上他講，台下講他”的情況。因而，領導者隻有樹立廉潔奉公的形象，才能產生積極的“形象效應”——感召力和凝聚力，得到下屬的擁護和愛戴，從而保證領導活動的順利進行。
第二，廉潔奉公是科學決策的前提。一個領導者私心太重，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為一己之利考慮，就會被私欲蒙蔽住智慧的眼睛，喪失清醒的頭腦，就會看不清事物的本質，古今中外，在政治、軍事，經濟領域，都不乏這樣的事例：對立的雙方，為戰勝對手，常常利用對方領導者自私的弱點，導致對方決策失誤，從而最後戰勝對手。這就從反麵說明了在決策活動中堅持廉潔奉公的重要性。
第三，廉潔奉公是任人惟賢的基礎。古人雲：“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可見，選用賢才是領導者開拓偉業的重要保證，要選好人才，要求領導者必須廉潔奉公。隻有出以公心，才不會愛“財”，而是愛“才”。否則，就會棄“才”求“財”，就會看“財”用人，就會把一些受賄行賄的歪才甚至腐敗分子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來。那麼，勢必斷送我們的事業。
明朝無極知縣郭久禮在總結自己當政多年的經驗時說：“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廉潔，既是對領導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其有效行使領導權力的必要條件，是領導藝術的組成部分。
3.為官有德重在敢說真話
“領導警語”
誠實，是正人君子遵守的準則，也是處理政事的根本。（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荀子·不苟》
完全說真話對於普通人也是很難做到的，但對領導者，說真話、辦實事又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對領導者自身而言，說真話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特別在人治洶洶的封建時代，一句真話就有可能斷送自己的政治前程甚至生命，惟其如此，能做到說真話也就顯得殊為可貴。
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任用賢才，虛心納諫。為減少自己的過錯，一次，他對公卿們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藉明鏡；君主欲自知其過，必藉忠臣。如果帝王剛愎自用，其臣阿諛順旨，君就會失其國，到時候大臣也沒有好下場。”他認為，隻有大臣們“直言耿議”，才能致天下太平，因此要求大臣“必須極言規諫”。為人正直的王矽從唐太宗身上看到了一個英明君主的形象，看到了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國治邦安的希望。作為一個正人君子，身處諫職，王矽感到隻有履行職責，才能不辜負明君的囑托。
一次，唐太宗再次表示求諫的態度，他說：“如果清正之君統禦的是邪惡之臣，天下是治理不好的；如果正直之臣奉事的是邪惡之君，天下同樣也不能致治。惟有君臣同德，才能國泰民安。朕雖不明，幸有諸公多多勸諫佐助，或許能把天下治理好。”王矽立即代表大臣們表示說：“古時候，天子身邊設有諍臣七人，如果勸諫得不到采納，就相繼以死殉職。今天，陛下大開聖德，征集采納臣等的諫言，微臣雖見識短淺，也願竭盡全力，或許能對陛下有所佐助。”唐太宗對王矽的話很滿意，便下詔令諫官可以隨同中書、門下省主官以及三品以上其他官員一同入閣，以隨時了解政務，發表不同意見。王矽果然不負皇帝的信任，以忠誠負責之心，時常貢獻有利於善治天下的良言。唐太宗也對他更加重用，賜爵水寧縣男，遷任黃門侍郎（門下省副長官），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628），王矽很快就晉升為侍中（門下省長官），躋身於宰相行列。
這年十二月的一天，在宮中閑居無事的唐太宗派人請來王矽一起聊天。談及往事時，談起了廬江王李瑗之事。李瑗本是唐高祖的叔伯兄弟，任幽州大都督，李建成欲除李世民，曾秘密勾結李瑗為外援。建成敗，李瑗便起兵反，但不幾天即被部下所殺。說到這裏，李世民抬手指著侍立身邊的一個美女對王矽說：“這個美女就是廬江王的愛妾，是李瑗殺了她的丈夫而把她奪過來的。”王矽一聽這話，立即站了起來，十分嚴肅地問道：“在陛下看來，李瑗霸占她是對的？還是不對呢？”唐太宗說：“這還用問，殺人而娶其妻，是非不是明擺著嗎！”王矽正色道：“知道不對，就應該防止這種事再發生。”他接著給唐太宗講了一個故事：春秋時期，有一次齊桓公外出，路過一片廢墟，就停下來問當地父老：“這不是郭國的都城嗎？郭國是因為什麼原因滅亡的？”父老們說：“因為郭國的國君喜歡好的而厭惡壞的。”齊桓公感到奇怪地問：“照你們所言，郭君乃是一個賢君，何至於亡呢？”父老們解釋說：“他喜歡好的，但卻不采納；厭惡壞的，卻又不能堅決擯棄，所以亡國了。”最後，王矽的話鋒一轉，說：“如今李瑗的愛妾尚被陛下留在左右，臣還以為陛下從心裏肯定李瑗殺夫奪妻的行為是正確的呢！陛下現認定這種行為不對，那麼就可稱得上是明知不對而為之了。”李世民聽完大驚，忙說：“是朕一時糊塗，沒想到後果這樣嚴重。若非君言，朕就要步郭君的後塵了。”於是，太宗將美女送出宮，交給其親屬，由她另嫁。
歲月如流，轉眼，王矽在唐王朝為相已近10年。10年中，他一直履行忠言直諫的諾言。唐太宗雖是有為明君，但免不了時常耍人主的威風，希望聽臣下說些好聽的話，而被人揭短時麵子上過不去，心裏不痛快。在這種情況下，大臣們議論其過失，是需要膽氣的。
有一次，王矽就因一件小事與唐太宗發生衝突，雙方的火氣都很大。事情的起因是：唐太宗令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授宮人音樂。很長時間過去了，宮內歌伎們的演奏和歌唱水平仍無多少進益。李世民很不滿意，幾次當著觀賞歌舞的眾大臣指責祖孝孫。王矽與另一宰相文彥博站出來進諫道：“陛下平時並不怎麼關心音樂，如今卻為了教宮人音樂這樣的小事而責怪祖孝孫，臣等擔心天下百姓對此會感到驚怪！”李世民不高興了：“如此說來，祖孝孫不盡心盡職，朕也批評不得啦！”王、文二人接著說：“祖孝孫本是一個高雅的學者，其責任是修訂與創作雅樂，而陛下卻讓他去教宮人歌唱，這是用人不當，大材小用。現在又責怪他，讓人以為陛下以士為輕。”李世民頓時大怒起來說：“朕把你們放在心腹的位置上，你們應當竭力盡忠事我，為什麼反而附下罔上，願當祖孝孫的說客呢？”文彥博見龍顏大怒，一臉驚懼地跪下謝罪。王矽卻直立不拜，並慷慨激昂地說：“陛下不以為臣水平低，聲望輕，就簡單地將臣貶斥一邊，而把臣放到重要崗位上錘煉，責成我們忠直奉上。今天臣之所言豈是包庇祖孝孫？沒想到陛下竟然懷疑臣阿私，加以指責。這不是臣負陛下，而是陛下負臣！”唐太宗怒氣不消，臉色十分難看，他揮手下令樂隊、舞女退下，自己抽身而走。君臣的音樂歌舞欣賞活動就這樣不歡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