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典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一部頗有影響的論述軍事、政治的著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共5卷24篇。
對《尉繚子》的真偽、作者、成書年代和書的歸類，曆來有不同說法。直到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尉繚子》殘簡後，才證明其並非偽書。對於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一種意見認為是梁惠王時期尉繚所著，成書於戰國中期。另一種意見認為是秦始皇時期尉繚所著，成書於戰國晚期。一般認為前一種說法較為可信。現在一般認為，今本《尉繚子》的前身是《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雜家”《尉繚》29篇。“雜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論及政治和經濟。《隋書·經籍誌》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與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今存《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宋代將“雜家”《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家，所以後人多認為《尉繚子》是兵書。
作者尉繚，生平不詳，戰國後期軍事理論家。有人說尉繚是鬼穀子的高足，學成後即過著隱居生活，後應魏惠王的召見，曾向其陳述兵法。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兵法》、《吳子兵法》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並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
在戰爭觀上，《尉繚子》反對“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他將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為“植”、“種”和“表”、“裏”，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軍事從屬於政治；經濟是治國之本，是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
《尉繚子》注重戰前準備，包括思想、物質和組織等方麵，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製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裏外接應，守與攻相結合。
《尉繚子》的治軍思想很豐富，它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身先士卒，為人表率；重視部隊建設，製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製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
今本《尉繚子》共5卷。卷1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依賴人的智慧。卷2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原則。卷3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獎懲製度。卷4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誌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
尉繚以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出治軍經驗：“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預備；謹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果斷；得眾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詳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質；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意思是，樹立威信，不輕易變更號令；給人恩惠，獎賞及時；當機立斷，順應事態變化；戰勝敵人，在於掌握敵我雙方的士氣；進攻取勝，在於出其不意；防守堅固，在於修整防禦工事；不犯錯誤，在於守法度；不陷於困境，在於有準備；謹慎，在於防微杜漸；明智，在於能處置大事；消除禍害，在於果敢善斷；得眾心，在於謙恭待人。
《尉繚子》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觀點，“議兼儒、墨，合名、法；論誅暴亂，禁不義”，這也許是它被納入雜家的主要原因。後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著重記述各種軍事條令，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很有價值，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在軍事理論方麵，它具有較強的兼容性，一方麵繼承先秦兵家的思想，一方麵吸收戰國法家的觀點，成為學術整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