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在寧秀全市的幹部和群眾中產生了極大的負麵反響，不少幹部和群眾都為劉杜列和蔣實化抱不平，但又無可耐何，大家在私下裏為兩人受到的不公鳴放幾句的同時，每個幹部都但在內心裏提醒自己在與胥忖朱打交道時一定要小心謹慎，唯恐稍有不慎就把胥忖朱得罪了。因此之故，在胥忖朱當書記期間，寧秀的幹部寧願什麼事都不做，也不願意因為做事被胥忖朱盯上後成為其“關注”的對象。
出現這樣的情況，與胥忖朱內心裏存在著一種極端的陰暗心理有著直接的關係。這是一種極端罕見的劊子手心理。正是由於胥忖朱的這種劊子手心理，使得他在寧秀擔任市委書記期間，被胥忖朱指名不指名處理的大大小小幹部不下百人，被送上法庭送進監獄的幹部也有好幾十人。這些幹部，有的僅僅是因為胥忖朱從身邊經過時沒有主動和胥忖朱打招呼，胥忖朱認為是不尊重他，就千方百計找杈子報複。被送進班房的人中，有的僅僅是因為接受了他人幾百元甚至幾十元的物品，甚至是朋友之間正常的禮尚往來，都被胥忖朱視為是非正常交往而無限上綱至法律製裁。有一個幹部，就因為一次從胥忖朱身邊經過時，因為沒有注意到胥忖朱就沒有招呼，就被胥忖朱叮上了，要求紀委調查處理這個幹部，這個幹部因為其父去世後，收受了一個與其工作有關的工作對象的一千元喪事費，最後，被紀委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胥忖朱嚴刑峻法地處罰幹部，並不是為他嫉惡如仇，也不是因為寧秀的幹部隊伍特別腐敗需要用重典，而是其內心深處殘存的“WG”遺風和其極為惡劣的劊子手心態的結果。同時，胥忖朱也想借這種嚴酷打擊來樹立他自己的絕對權威，並以此樹立一個他自己對腐敗深惡痛絕的清廉形象。
在胥忖朱的頭腦中，從來沒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思想意識，更沒有抓班子帶隊伍的責任觀念，在他的思想意識裏，隻有把幹部拉下來後的內心喜悅。他平時最愛去的地方有兩個，一是紀委雙規幹部的地方，二是公安局的看守所，當他看到被雙規或被關押的人顯露出的那種極度痛苦的表情時，他的內心裏就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興奮和快感。胥忖朱的這種做派，使得他擔任市委書記不久，在寧秀就開始有胥忖朱是劣官酷吏的說法。
因為有胥忖朱的這種嚴苛，使得寧秀的幹部在胥忖朱當政期間總是小心翼翼，害怕出現任何一點小差錯就受到處罰。這也就使得寧秀的幹部在工作上不敢有任何創新，也不敢有任何主動作為的行為，總是亦步亦趨，循規蹈矩，就是這樣，寧秀的幹部也仍然是膽顫心驚，如履薄冰。這也是胥忖朱在寧秀當政七八年，寧秀沒有得到任何發展，和其他地方相比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本原因。
由於有胥忖朱的這種極端思想，在寧秀，執行政策非常偏激，用寧秀老百姓的話都說，在寧秀，隻有刹車，沒有動力，任何政策在寧秀都是“啟動不靈刹車靈”，上麵的政策說要怎麼樣要怎麼樣時，很長時間得不到執行；但上麵的政策說不準怎麼樣不準怎麼樣時，馬上就刹車停止了。
譬如領導幹部的電話費，一直是按照職務級別予以報銷的，在中央要求地方規範津補貼，實行所謂的“陽光工資”以後，胥忖朱便要求所有幹部的電話費一律不得再行報銷。應該說機關幹部的電話多數是公事，當然肯定也有不少電話是私事，如果一律不予報銷，那麼機關幹部打電話所需的費用就必須全部從個人的收入中支付。盡管一直講幹部要做表率，要犧牲奉獻，但並不是每一個幹部都有犧牲奉獻精神。不報銷電話費後，就有不少幹部特別是一些基層幹部，下班後把手機關了。從情理上講，就算是幹部上班必須確保聯絡暢通，下班後就是自己的自由權利，關機也是正常的，因為既然是使用個人的費用，就是私人物品，物品所有人想怎麼用就怎麼用，這也是他的權利。因為手機關機，有事無法聯係的情況接連發生。對此，胥忖朱大為光火，通報批評了一些人員，並處分了幾個幹部，但對部門的中層及以下的幹部，各部門領導就無能為力了，盡管也有部門處分了一些人員，但這些被處分的幹部很是不服，認為憑啥要讓自己拿私人的錢辦公家的事？一時間，上上下下怨聲載道，上下之間的關係也弄得非常緊張，本來效率就不高的寧秀，工作效率就變得更低。為此，不少幹部要求市紀委盡快拿出個意見，但因為胥忖朱講的是中央沒有明確確定之前不得再報銷，市紀委多次請示省紀委，省紀委答複，中央還沒有具體規定，省上也暫時無法出台明確的意見，但凡是因為開展工作所必須的費用，各地可以自行決定。市紀委請示省紀委答複以後，給胥忖朱彙報，胥忖朱還是不同意執行原來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