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退出中共上海發起組以後
百態人生
作者：張家康
當社會主義剛剛在中國成為一種時尚的思潮時，張東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宣傳者，這使他在五四運動後最早參與中共上海發起組。可是，他的社會主義並非歸屬於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又使他最早退出上海發起組。從此，他便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若即若離、時親時疏的關係，但在總的趨勢上，他是中共所信賴的朋友。
最早參與和退出中共上海發起組
1917年初，張東蓀接任《時事新報》主筆，直至1924年春辭職。經他改版後的《時事新報》，直麵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1918年3月4日，他又在《時事新報》設《學燈》副刊，致力於宣傳新思潮，與同是宣傳新思潮的《新青年》齊名，所不同的是，《新青年》對舊的東西采取了勢不兩立的批判態度，而《學燈》對舊的東西則是“不罵不破壞”。他這樣解釋：“我們若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地把他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自然會消滅的。”
五四運動時，《學燈》在介紹和宣傳新思潮方麵，並不亞於《新青年》，它與《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晨報》副刊《星期評論》，並稱為五四時期的三大副刊。當時，曾被他以《時事新報》名義派去蘇俄采訪的俞頌華說，《時事新報》和副刊《學燈》，“對於介紹新思想是很有貢獻的。在五四運動時讀過他的報和雜誌的人，想必還都肯為我這話作證”。
1919年9月1日，他又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旨在致力於“改造中國與世界”。至於怎樣改造中國，他說必須要“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何謂“第三種文明”，那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我們現在應當準備著，以待大改造的臨頭”。還在4月28日，他就在《學燈》上開辟“社會主義”的征文，無論讚成還是反對，隻要是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且又是“樸實說理”的，都可以發表。
這期間，《學燈》和《解放與改造》發表的頗有影響的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有《勞動與資本》《河上肇博士關於馬克思之唯物史觀的觀察》《社會主義之進化》《馬克思社會主義之理論的體係》《社會黨泰鬥馬克思之學說》《社會主義兩大派之研究》《社會改良與社會主義》等。
他所撰寫的文章《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在當時最具典型意義。文章說，社會主義發展到馬克思，已經具有了“科學基礎”，而社會主義又“不單是馬克思一人的學說”。
馬克思專注於物質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舊製度”。這種社會主義恰是他所不能認同的。張東蓀的社會主義“不是從物質方麵破壞現在的製度入手，乃是從精神方麵傳播一種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觀、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從打破現在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習慣入手”，就是致力於文化運動，讓社會主義製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要慢慢地過度，而不是通過暴力革命，這才是社會主義“渾樸的趨向”，也是“唯一的趨向”。
當時的中國，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所說：“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正如久雍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至於張東蓀所津津樂道的“渾樸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有著怎樣的本質區別，人們也沒有時間和實例去辨別，隻知是社會主義，是對現行製度、體係挑戰的異端。
他就這樣成為宣傳社會主義的著名的風雲人物。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金斯基等人來到北京，通過北大的兩名俄籍教授，與李大釗多次交談，表示要幫助在中國建立像蘇俄那樣的政黨。據張申府回憶，李大釗當即寫信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
在上海，社會主義思潮的宣傳確比北京激進得多，而開此風氣之先的是《新青年》和《學燈》《覺悟》《星期評論》三大副刊。維經斯基找到陳獨秀，有意通過上述副刊的影響，聚集起一代社會主義的知識青年，成立一個類似蘇俄的政黨。維經斯基就組黨問題與陳獨秀多次交談，參加交談的就有張東遜、沈玄廬、戴季陶等。據與張東蓀關係頗深的周佛海回憶：“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裏二號，去訪仲甫（陳獨秀——筆者注）。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吳庭斯基（維經斯基——筆者注）在座。吳庭斯基當時講話的大意是：‘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的革命。’”
顯然，維經斯基在講話中排斥所謂“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而這其中就有張東蓀推崇備至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在當天的討論中，維經斯基正式提出中國已到了組黨的時候，而張東蓀卻認為中國不具備建黨的條件。據周佛海回憶：“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讚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張東蓀後來談到此事時也說：“我和陳獨秀先生來往甚多，彼時他們雖明知我是讚成社會主義，但在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卻不敢來約我，因為他們亦未嚐不知我反對在這樣工業未發達的中國鼓動階級鬥爭的罷工與怠工。所以我始終是一個‘非黨派者’。”
這樣，在維經斯基召集的組黨人員中，他最早退出中共上海發起組。他雖退出發起組，還是不遺餘力地宣傳和介紹社會主義，卻又從不主張實際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句話，他的社會主義是“溫和型”的，而不是主張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這就必然與陳獨秀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分歧，一場思想衝突和筆墨官司也就難以避免了。
大講開發實業和增加富力
1920年10月，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華演講，張東蓀對此所表現出的熱情以及對社會主義的批評，更使那些朋友驚詫。他由羅素的演講而重新審視自己所宣傳的社會主義，認為“中國的惟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要改變中國的狀況，不是名目繁多的主義，而是要“開發實業”，“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可是，究竟怎樣開發實業，怎樣“增加富力”，他也沒有具體的意見，唯一具體的就是由大講社會主義，而批評社會主義的宣傳是“空談主義”了。
李達最早發表批評文章，稱張東蓀是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隻會“學時髦”，“說幾句言不由衷的滑頭話”。陳望道也發表批評文章。緊接著，邵力子又發表文章，明確了與張東蓀分歧的關鍵所在。文章不反對“增加富力”和“開發實業”，而是提出“在於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力”。文章深信隻有“在社會主義下麵的開發實業，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著‘人的生活’”。
在受到這些朋友的批評後，張東蓀又發表《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他引述羅素在中國講演時的話：“中國第一宜講教育，使無知識的有知識，使有知識的更進一層。第二是開發實業救濟物質生活。至於社會主義不妨遲點。”當然，羅素的話也就是他的意見，這些意見引起老友陳獨秀的關注，在致張東蓀的信中提出了兩個極為實際的問題：“（一）社會的工業有沒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謂在通商口岸與都會得著‘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這班人屬何階級，他們是否掠奪他人之勞力與（獲）得比較好的生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而這正是他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