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與《往事與隨想》
閱讀筆記
作者：高玉林 姚宏越
《南方周末》當年曾發過一篇文章叫《走了“常凱申”，來了“赫爾珍”——為〈赫魯曉夫〉挑刺》，這裏的“常凱申”，典出一位教授的譯筆，指的是蔣介石；而赫爾珍就是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家赫爾岑。恰巧，筆者的手邊一直擺放著洋洋一百五十萬字的赫爾岑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的全譯本。
《往事與隨想》前兩卷的譯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不誇張地講，對巴金先生的一個全新的認識，也可以說成是他令筆者史無前例肅然起敬的原由，是由這兩卷譯筆開始的。我們相信凡是讀過這兩卷巴金譯《往事與隨想》的朋友，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這雖是赫爾岑的傑作，也是巴金一生的隨想。晚年巴金借青年赫爾岑“特立獨創而衝動不羈的性格”，在自己近四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與激情隨著文革的爆發而戛然而止後，再次向國人表明自己青年時的理想。
中國現代文學館前館長舒乙寫過一篇題為《巴金的三件大事》（文章出自李存光編選《世紀良知——巴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1月。標題不確，從內容上看，應為《巴金晚年的三件大事》）的文章，裏麵寫道：“巴金的文學道路大致分四個階段。在1978年開始的第四階段裏，巴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創作《隨想錄》；二、編校《巴金全集》；三、倡議並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段話有兩處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對巴金文學道路的劃分，舒乙先生顯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學活動的“塔尖”——《隨想錄》的創作作為第四階段的開始的，但是筆者卻認為創作《隨想錄》與翻譯《往事與隨想》不可割裂。陸正偉在《〈隨想錄〉的發表與潘際坰》中說：“但此時，他（筆者按：指巴金）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頻頻襲來，為了集中精力完成《隨想錄》的寫作，他不得不調整了創作計劃，放下了翻譯到一半的《往事與隨想》，但他創作《隨想錄》的思想意義同翻譯《往事與隨想》是一致的，如果說《往事與隨想》是上篇的話，那麼此時巴老正在創作的《隨想錄》就是下篇了。時代、環境和作者雖然不同，但它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巴老與赫爾岑一樣，都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痛恨扼殺人性的封建專製，追求民主、自由，把個人所親曆的血和淚的道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承前啟後，巴老高舉起‘講真話’的旗幟，表達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曆史社會的嚴肅思考和良知。”從翻譯《往事與隨想》到創作《隨想錄》，在時間上雖然是交替的，但這並不等於在開始動筆寫《隨想錄》後，巴金就停止了對《往事與隨想》的研讀和修改，並曾在1978年、1979年為《往事與隨想》寫了後記。因此，筆者認為，將巴金文學道路的第四個階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不妥。
第二，翻譯《往事與隨想》堪稱巴金晚年的一件大事。巴金本人也多次強調翻譯《往事與隨想》之於他晚年的意義，在《往事與隨想》的後記中，他說：“我翻譯這部被稱為‘史詩’的巨著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出版的事，我隻是把它當做我這一生最後的一件工作……”而在《隨想錄》的後記中，巴金也再次坦言：“《隨想錄》是我翻譯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的副產品。”眾所周知，《隨想錄》是巴金對“文革”對“四人幫”的反思，是一本“現代懺悔錄”（陳思和語），但更是一本呼喚人性，宣揚真愛的生命沉思錄。而事實上，在創作《隨想錄》之前，巴金已經在借助《往事與隨想》來完成自己對人生的思考：
“‘小孩兒時候’再加上剛剛進入青年時期的兩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優美的、最屬於我們的部分，也幾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覺地決定整個的未來。一個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慮什麼的時候，他沒有走到懸崖、也不曾摔傷脖子的時候，他總以為他的生活還在前麵，他看不起過去，也不會重視現在。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經驗摧殘、夏日的炎紅給經驗冷卻了的時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雖然還在繼續、其實已經完結的時候，那麼他對那些歡樂的、溫暖的、美好的童年回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了。”（《往事與隨想》全譯本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