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衰敗何以始於漢元帝
曆史寬帶
作者：陳良
呂思勉說過：“漢室盛衰，當以宣、元為界。”也就是說，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運行較好，處於興盛狀態；自元帝以後，宦官外戚競相專權，綱紀紊亂，國勢衰微。
性情柔弱缺乏主見
客觀地說，漢元帝不失為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為好君。作為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說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為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關係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漢的政治傳統，宣帝也不例外。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師，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後，對兩位恩師格外倚重，多次宴見兩人，探討治國方略。蕭望之隨後雙引薦宗室大儒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參與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製，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元帝的信任與支持，似乎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與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隻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著朝廷。史高與宦官裏外呼應，議論常堅持遵從故事或慣例，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製，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謙讓，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隻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師傅含冤身亡，讓元帝終生難以釋懷，追念不已。此後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蕭望之墓地祭祀。在這個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點暴露無遺。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缺乏主見，容易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為下獄”，輕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師傅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著鼻子走，讓師傅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師傅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隻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為放縱。
從蕭望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既缺乏對天下的擔當，又缺乏做人的操守，隻要滿足一己私欲，哪管死後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