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項英的微妙關係使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失利
光榮記憶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九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新四軍1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傅秋濤率2000餘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項英和葉挺是新四軍兩位最主要的創建人和負責人，他們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項英很早就追隨中共創始人董必武、陳潭秋等人，25歲即成為中央委員，之後一直擔任黨政軍的重要領導職務。早期的革命經曆，造就了項英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和艱苦樸素的軍旅作風，他積極倡導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廉潔奉公，反對鋪張浪費，懲治貪汙腐敗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他為人正直，心胸坦蕩，但有時過於固執，優柔寡斷。而葉挺很早就追隨孫中山，擔任他的警衛團營長，在平定陳炯明和其他反動軍閥的叛亂中立下功勳，成為北伐名將，曾前往莫斯科學習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加入中國共產黨。葉挺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擅長正規戰，提倡部隊正規化的組織建設和軍事訓練，注重提高新四軍正規作戰能力。葉挺家境較好，為人大方豪爽，經常請客聚餐，但性格剛毅，受不起委屈。當他於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錯誤批評時，竟一氣之下不辭而別，脫離了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在海外賦閑10年之久。
應該說，這兩種不同經曆和素養的領導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處事原則也屬正常。
從新四軍最初領導人的配備來看，葉挺擔任軍長是國共協商妥協的結果。
1937年8月，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之後，國民黨又被迫同意把南方遊擊隊改編為一個軍，開赴華中敵後抗戰。陳誠和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向蔣介石推薦葉挺擔任軍長。葉挺這時已不是中共黨員，這樣國共雙方都能接受。因而國民黨搶先任命葉挺為軍長，並且根據葉挺的建議，將這支部隊命名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
葉挺脫黨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這些疑問，不僅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與葉挺，也使項、葉之間無形中形成了一道鴻溝。
從組織上說，由於葉挺不是黨員，中央的有些電報，葉挺是看不到的。在新四軍軍部，軍分會副書記陳毅、參謀長張雲逸兩人職務較高，資格較老，可遠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從黨性、感情方麵出發，自當站在項英一邊，這樣，皖南新四軍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在項英一個人身上。由於葉挺特殊的身份，實際上無法有效實施軍長指揮權，施展抱負，因而曾於1938年、1939年兩次從新四軍辭職出走，這使得葉、項關係比較微妙，指揮作戰自然不能密切協同。中央也認識到這個問題，先後派李一氓、周恩來到皖南做兩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本來，項英、葉挺兩人團結協作、密切配合、取長補短，將葉挺的正規戰指揮藝術和項英的遊擊戰豐富經驗融為一體，是很適合新四軍以正規部隊為作戰單位、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圖。但可惜葉、項間思想不統一，協調配合不夠，各自的優長沒有得到發揮，導致了一係列嚴重後果。在皖南事變前期，新四軍皖南部隊還有正規作戰能力時，如果在葉挺指揮下強力突破國民黨軍星潭防線，新四軍將起死回生，但當時由項英指揮，“七小時會議”的猶豫不決錯過了戰機。後期突圍時，葉挺在明知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堅守陣地打正規戰，毫無突圍希望，最後還是靠遊擊戰分散突圍，保留了部分骨幹。
葉、項在作戰指揮上的不協調，表現在與國民黨軍激戰的關鍵時刻，兩位最高指揮員不在一起，互相尋找，直接導致了高坦激戰時難以實施及時統一的指揮，並致項英等上山出走之錯，給部隊造成了更大損失。由此可見，葉、項之間的矛盾並非個人間的恩怨，而是由於組織原因、個人經曆、性格素養和地位境遇不同產生的。
（摘自人民網2011年8月9日，王洪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