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埃爾頓·梅奧：行為管理學派的創始人
Chapter5
刺激員工的最好辦法是：對他們進行表揚，並且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梅奧
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EltonMyao，1880—1949），美國著名管理學家，行為管理學派的創始人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梅奧於1880年出生在澳大利亞，曾先後獲得過澳大利亞阿福雷德大學的邏輯學和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應聘至昆士蘭大學講授邏輯學和哲學。
1922年，梅奧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移居美國，後加入美國國籍。梅奧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管理學院任教其間，曾運用完形心理學的概念，對產業工人的行為進行解釋，並指出影響工人的行為的因素是多重的，沒有一個單獨的要素能夠起決定性作用。這為他以後將組織歸納為社會係統的理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27年冬，梅奧應邀參加了開始於1924年但中途遇到困難的霍桑試驗。從1927年至1936年，他斷斷續續進行了為時9年的兩階段試驗研究。在霍桑試驗的基礎上，他出版了《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和《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兩部名著。梅奧還著有《組織中的人》、《管理與士氣》等。
梅奧在管理學方麵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他認為：行為和群體是密切相關的；群體對個人的行為有巨大的影響；群體工作的標準比金錢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要大得多。梅奧的組織理論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導致了家長式管理的發展。
在梅奧之前，西方的許多管理工作者和管理學者，受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的影響很深，因此，都把管理的著眼點放在組織結構和工作程序的標準化、機械化及自動化，而把人當成是一種機械工具，或者是組織機構上一顆標準化了的“螺絲釘”。
為了檢查不同的照明水平對工人生產率的影響，梅奧參加了著名的霍桑試驗。最後，梅奧等人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群體的社會準則或標準，是決定工人個人行為的關鍵因素。梅奧正是在霍桑試驗的基礎上，寫出了《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這本書。
這本書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學與社會，第二部分是臨床式調研方法。如果說第一部分是提出問題的階段，那麼，第二部分就是解決問題的階段。通過這對本書的論述，作者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應該重視社會技能和技術技能的同步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要高度重視生產關係的調整，如果一味追求生產力的發展，而忽視生產關係的調整，後果將是不可設想的。
一、科學與社會
（一）進步的陰暗麵
在本章中，梅奧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該書的主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世界的物質的繁榮和技術的發展是巨大的，但正是這些繁榮和發展，使人類社會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因為政府在重視科學技術發展的同時，卻忽視了社會和人類自身的發展。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期考察和研究，梅奧大膽地斷言：如果社會和技術能夠得到步伐一致的、相互協調的發展，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可以避免。
在本章中，梅奧還簡單回顧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史，並概述了工業文明的發展史。
（二）群氓假設及其必然結果——國家專製
梅奧指出，許多世紀以來，“群氓”假設一直是製定法律、組織政府和發展經濟的指導性前提，由此升華出了“極權國家”的思想。這種國家憑借至高無上的權威，對“群氓”實施強製性的法治和秩序。那個時代形成的許多理論和教條，同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言論如出一轍，毫無二致。公眾就是“群氓”，因此，要保證社會的穩定，必須采取強製性的獨裁統治。這正是希特勒瘋狂思想的基礎之一。
正如這本書中所指出的，“進步的陰暗麵”旨在喚起對係統研究中的失衡現象——過分重視技術和物質方麵，而忽視人文和社會方麵的注意。而第二章對“群氓”假設的分析，則揭示了西方社會在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領域中的弱點。
如果說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提出問題，那麼，第二部分則是試圖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通過畢生從事工業研究的實踐和經驗，梅奧總結出一套求得資本主義社會和諧發展的方法和途徑。
二、臨床式調研方法
在這一部分，梅奧再次對他參與的兩次著名的工業心理學試驗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詳細介紹，在此基礎上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其第一部名著《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的基礎上，他總結出了一些後來成為組織行為學經典性基本內容的原理。梅奧一再強調，以往的經濟學理論在人文方麵非常薄弱，並且對這一方麵的研究也非常欠缺，有些結論甚至讓人覺得十分荒唐。在那些理論中，人類被描述為一群自私自利、為了爭奪稀缺資源和生存機會而自相殘殺、冷酷無情的遊牧部落群體。梅奧及其同事們認識到這一理論假設的虛妄和謬誤，於是，便開始了對某些特定的人類活動進行研究。梅奧認為，為了提出新的假設代替所謂的抽象的“經濟人”假設，必須先對實際生活中人際關係的複雜性進行深入探討。這就是他所謂的“臨床式調研”。隻有進行“臨床”式的研究，才能產生出合乎邏輯的治療方案。
（一）第一次調查
梅奧先介紹了他的第一次調查的過程和結果，按照他的說法，這次調查“徹底否定了那種認為隻有私利才是激勵和推動人類工作的全部動力的觀點”。
梅奧的試驗把人們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以往，那些隻重視效率的專家們，從“群氓”假設出發，認為工人們關心的隻是自身的物質利益，而不會對精神方麵有所要求。這些專家們不進行實地考察，不同工人進行麵對麵的對話，卻主觀臆斷工人的抱怨是誇大其辭或理解力欠缺。結果，他們提出來的刺激工人積極性的辦法，總是不會起到很好的效果。與此相反，梅奧等人把細致入微地考察和分析工人的工作和思想狀況，作為“臨床”觀察和診斷的重要部分，由此，他們得出了許多令人驚訝的結論，其中有一些在當時甚至是難以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