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之死
古代吏治
作者：段誌強
師生之間隻應有職業性的關係，而不該有倫理上的責任，這是專製君主的邏輯，它適用於官場，也適用於民間
天地君親師，師道尊嚴代表著道統的權威。然而，在清朝的皇帝們看來，師徒關係卻是朋黨的紐帶。
康熙一朝，朝臣圍繞立儲問題分朋結黨，成為朝政痼疾，師生門戶更是劃分政治陣營的天然標準。雍正帝曾寫下《朋黨論》，宣稱君子應隻知有君主，不知有師友，此文成為清代解決朋黨問題的官方指南。師生之間隻應有職業性的關係，而不該有倫理上的責任，這是專製君主的邏輯，它適用於官場，也適用於民間。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的秀才程明諲流落河南已十餘載，這時他年逾不惑，帶著老婆沈氏和三個十幾歲的兒子在異鄉討生活，老家還有老母親要養活，而所有的收入都來源於他在桐柏縣教村塾的微薄束脩，不用說，生計頗為艱難。這年二月，有朋友找到他，說本縣財主鄭友清要過81歲壽誕，想請他寫一篇賀壽的文章，裝點一下門麵。程明諲雖與鄭友清素不相識，但考慮到寫壽文多少有些潤筆，且鄭友清也是從湖北遷來此地，還算有些鄉誼，就應允了。
三月初一，鄭友清做壽，這篇壽文就抄在壽幛之上，在鄭家掛了出來。壽星出來看，卻被其中“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兩句話嚇到了。在古代“創業”二字多指王朝開基立業，與民更始。例如記載李唐開國事跡的史書就叫《大唐創業起居注》，“創業之君”也專指開國皇帝。但“創業”又不同於“寡人”“欽此”這些法定的皇家用語。“創業”隻是慣例上歸皇家所有，沒有明令禁止民間使用。
乾隆四十六年正是文字獄最泛濫的年份，高壓文化政策已繃緊天下所有人的神經，以至於鄭友清這個沒有任何功名的土財主，隻看到“創業”兩個字就驚慌起來。可壽幛既已掛出，不便立即摘下。鄭友清吩咐家人，用紅紙把那兩句話貼了，過了當日再說。程明諲聽說壽文被貼的事，心中老大不高興，更怕官府來找他的麻煩。三月初三，他的四個學生在街上遇到鄭友清的侄子鄭萬青，想逼令他去向老師道歉，對方不從，程門弟子人多勢眾，竟將鄭萬青暴打一頓。他們還寫了大字報貼到街上，一來痛罵鄭友清不識文理，二來替老師辯白。
這次公開辟謠讓事件影響越來越大。現在“創業”成了燙手山芋，寫壽文的人不承認別有用意，被祝壽的人急於撇清關係。事情到了這一步，隻能鬧上公堂，因為造作逆詞是死罪，誣陷他人造作逆詞也是死罪，兩方相爭，必有一死。於是鄭友清先將程明諲告到縣衙，壽幛送官，是為物證。
查辦文字案件的標準程序是先將相關人等統統押監，而後查抄人犯家中所有書籍、字紙，逐一審查。查來查去，程明諲的罪狀又多了一條。他家有一部《後漢書》，書中有一篇《趙壹傳》。程在這篇傳的書頁裏夾了一張紙，抄錄了其中的兩句話：第一句是“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第二句是“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旁邊還加了圈，又批“古今同慨”四字。
審案的官員問得好：如今聖天子在上，國泰民安，天下太平，值此千載難逢的盛世，你卻牢騷滿腹，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麼？麵對這樣的詰問，程明諲當然隻有認罪。或許隻有讀史的人知道他的牢騷來自哪裏：鄉試屢屢落榜，窮酸秀才遭人輕視，眼見詩書不如金銀，心中不免憤懣；去教塾處館，又嫌東家飲食不周，供給菲薄，隨手寫下兩句不平之鳴，本是秀才最可憐的發泄。但是不管怎樣，對社會不滿就是對皇帝不滿，這條罪狀是跑不掉的。
河南巡撫的意見是以大逆罪將程明諲淩遲處死。奏折遞上去，皇帝對殺掉程明諲沒有異議，對所擬的罪名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所謂“創業”雲雲，不過是幾句文理不通的牢騷罷了。乾隆循乃父的思路，認為師生、朋友、主仆，所有這些非血緣性的關係都要服從君臣的政治倫理。而程氏與其弟子“實啟師生門戶之漸，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程明諲之罪實在於此”。
最終，程明諲丟了性命，他的弟子們被革去功名，每人三十大板，算是薄懲。
清代皇帝對朋黨問題十分關注，師生關係則是連接朋黨最重要的因素。打壓師道，既是皇帝對付朋黨的手段，也是君王獨占道統的階梯。可以說，程明諲是死於學生們的愛師之心。
（摘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