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你崇拜著的人突然被指責要為某種不正義承擔責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這就是我閱讀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關於柏拉圖的章節時產生的感覺。這種痛苦甚至在波普爾那裏也存在。波普爾特別指出：“在著手討論柏拉圖的社會學和他如何把他的方*本質主義用於該領域之前，我想表明，我對柏拉圖的評論隻限於他的曆史主義，限於他的‘最佳國家’。因此，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不要以為這是對柏拉圖全部哲學的表述，也不要以為這可稱之為對柏拉圖主義的‘公正而正當’的評價……我很敬佩柏拉圖的哲學，即我認為絕不屬於蘇格拉底的那些部分，但我現在的任務並不包括對他的天才的無限稱讚。”（《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七十頁）我想，這一定不是偶然的。
我在《柏拉圖在笑》一文中表達了我對波普爾的理解，這樣，不可避免就要傷害到柏拉圖，因為波普爾攻擊的正是柏拉圖哲學中的消極部分。在沒有全麵強調一個人的思想的情況下，這個人有可能被片麵化為與其本質相去甚遠的東西。盡管波普爾強調了他的困惑與痛苦，但仍然能夠從他的批判中看到一個對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承擔曆史責任的柏拉圖，而我的那篇短文也強調了這個東西。
事實上，柏拉圖對人類精神發展的貢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使在波普爾所攻擊的政治哲學方麵，他的思想從總的趨向上來說也是對人類的一大貢獻——畢竟是這個人在奴隸社會條件下提出了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理想國”設想，盡管這在當時是一個無法實現的設想。柏拉圖當然無法想象他的這種進步思想會成為後代曆史某種狀況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對柏拉圖的指責就顯得很不公正了。然而這又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人類的精神在成長，就像一個幼兒，一天天長大了，身上的一小塊不被注意的瑕疵在青年時期、壯年時期突然引起了潰爛，甚至發展成為全身病證，幼兒不應當承擔責任；而試圖療治人類精神傷口的人又無法規避對病史的探究。這樣，幼兒就必然會成為被詰問和審視的人，成為無責任的責任者。我想用“正義者的非正義”來描述這種狀況。
柏拉圖當然是一個正義者，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這個人的開啟，人類的精神世界就不會如此豐富和寬廣，人對於世界的認識也不會積累起如此淵博的知識，但是，你又的確無法否認他的某些思想構成了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的淵源。這就是正義者的非正義——一種曆史造就甚至可以說強加給他的非正義。
仔細考察，我們會發現所有的曆史人物都麵對著這個無情的悖論。
在西方思想家當中，我從對《社會契約論》的思想了解開始，很早就成為盧梭的熱烈崇拜者，孜孜不倦地閱讀了我能夠讀得懂的他的全部著作（《社會契約論》《懺悔錄》《新愛洛綺絲》《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思》），無論是社會現實還是我們的精神現實都離他的思想十分遙遠，他的社會契約思想成為我的一種期望，一種精神烏托邦。我甚至覺得盧梭就是一個社會的善所能夠達到的終點。但是，現在突然有一個人說，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犧牲了作為個體的人的自由，並且為後來的國家至上主義奠定了思想根基……你會做何感想？我當然讚同自由主義的原則，但是，這種讚同竟然要以對我所尊崇的思想的否定作為代價，我感覺太沉重了一些。我麵臨的是什麼問題？我想，就我自身來說，是所處曆史位置導致的思想眩暈——當你站在河的下遊展望中遊的浪濤之時，河的上遊突然湧來了排山倒海般的巨浪，你難免不眩暈（甚至於某種程度的恐懼）。而對於盧梭來說，則是落到了與柏拉圖相似的處境，即必須為他所不知道的後代的曆史承擔起不應當由他承擔的責任。正義者的不正義成為他不得不推動上山的巨石，於是，這個人就成為了遭受懲罰的西西弗。
讓我們聊以*的是，這種現象的出現恰巧是一個標誌：人類思想在正義的道路上前行，發現了自己以前不那麼周正的地方，這意味著人類仍舊在往前走，而不是在倒退。我們這些落在後麵的人，麵對的是更加醉人的旖旎風光，看到的是層巒疊嶂般的思想峰巒……我們的精神就是這樣得到提升的。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尤其不要忘記那些正義的前行者，更不要忘記，是他們背負著正義者的非正義，就像西西弗那樣，推動著人類曆史和精神的成長，我們每一個人都受益無窮，所以，我們仍舊要對他們抱有一種感恩的心理——沒有他們，我們甚至來不到現在所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