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35年，鄭振鐸受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的邀請，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舉家遷往上海。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租界，當時暨南大學正位於租界內。校方負責人決議：當看到一個日本兵或者一麵日本國旗經過校門時，立即停課，將大學關閉。此時擔任該校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上演了都德小說中的一幕——最後一課。這一課講得格外親切、清朗，這是他在暨南大學的最後一堂課，也是他教書生涯的最後一課。鄭振鐸取材於自己的親身經曆，記錄了1941年12月8日，這個令世界都銘記的一天，在中國學校發生的故事。全文情感真摯，處處流露出深沉的愛國情懷，是現代散文的佳作。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誌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的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裏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的作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的，千辛萬苦的開始長征，絕不作什麼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借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湣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做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紮著“同生”。其實，這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的料用時機，作著升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隻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著，絕對的不做“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的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裏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裏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占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是報館裏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的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的死在水裏。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麵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的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往，沒有一點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