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許地山（1894.2.4—1941.8.4），台灣台南人，現代作家、學者，筆名落花生。其作品浸透著濃厚的宗教情懷，風格獨特，富於哲理，詩意盎然，琅琅上口。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宣傳抗日，同時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1941年8月4日因勞累過度而病逝。本文追述了鄭振鐸與許地山自青年時期結下的友誼，記述了許地山的革命精神，使這位偉大的人物在瑣事之中豐滿起來。
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逝世於香港。我那時正在上海蟄居，竟不能說什麼話哀悼他。——但心裏是那麼沉痛淒楚著。我沒有一天忘記了這位風趣橫溢的好友。他是我學生時代的好友之一，真摯而有益的友誼，繼續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樂少。想起半生以來的許多友人們的遭遇與死亡，往往悲從中來，悵惘而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紙窗，臥聽狂風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許地山先生和謝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戰中逝去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寶興西裏，他們倆都和我同住著，我那時還沒有結婚，過著刻板似的編輯生活，六逸在教書，地山則新從北方來。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談，或外出喝酒。我那時心緒很惡劣，每每借酒澆愁，酒杯到手便幹。常常買了一瓶葡萄酒來，去了瓶塞，一口氣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麵小酒店裏喝得大醉歸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電車，扶進家門口。一到門口，我見有一張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裏，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來，卻睡在床上。原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又設法把我抬上樓，替我脫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點知覺也沒有了。一想起這兩位摯友都已辭世，再見不到他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語聲，心裏便淒楚欲絕。為什麼“悲哀”這東西老跟著人跑呢？為什麼跑到後來，竟越跟越緊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學念書。他家境不見得好。他的費用是閩南某一個教會負擔的。他曾經在南洋教過幾年書，他在我們這一群未經世故人情磨煉的年輕人裏，天然是一個老大哥。他對我們說了許多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他有好些書，西文的，中文的，滿滿的排了兩個書架。這是我所最為羨慕的。我那時還在省下車錢來買雜誌的時代，書是一本也買不起的。我要看書，總是向人借。
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牆，我到地山宿舍裏去。在書架上翻出了日本翻版的《太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站在窗邊，外麵還亮著。窗外是一個水池，池裏有些翠綠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呃響著。
“你喜歡太戈爾的詩麼？”
我點點頭，這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他的詩，也是第一次讀到。
他便和我談起太戈爾的生平和他的詩來。他說道，“我正在譯他的《吉檀迦利》呢。”隨在抽屜裏把他的譯稿給我看。他是用古詩譯的，很晦澀。
“你喜歡的還是《新月集》吧。”便在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給你；你可以選著幾首來譯。”
我喜悅的帶了這本書回家。這是我譯太戈爾詩的開始。後來，我雖然把英文本的太戈爾集，陸續的全都買了來，可是得書時的喜悅，卻總沒有那時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紹他的二哥郭穀給我。郭穀是在日本學畫的。一位孤芳自賞的畫家，與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編《兒童世界》時，便請他為我做插圖。第一年的《兒童世界》，所有的插圖全出於他的手。後來，我不編這周刊了，他便也辭職不幹。他受不住別的人的指揮什麼的，他隻是為了友情而工作著。
地山有五個兄弟，都是真實的君子人。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父親在台灣做官。在那裏有很多的地產。當台灣被日本占去時，曾經宣告過，留在台灣的，仍可以保全財產，但離開了的，卻要把財產全部沒收。他父親招集了五個兄弟們來，問他們誰願意留在台灣，承受那些財產，但他們全都不願意。他們一家便這樣地舍棄了全部資產，回到了祖國，因此，他們變得很窮。兄弟們都不得不很早地各謀生計。
他父親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誌士，在*時代，盡了很多的力量，寫著不少慷慨激昂的詩。地山後來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詩集。他有一次遊台灣，帶了幾十本詩集去，預備送給他的好些父執，但在海關上，被日本人全部沒收了。他們不允許這詩集流入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