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大家就都在屋子裏圍著陳誌國坐了下來。剛才信息站的那位年輕人還拿出了照相機對著大家拍了幾張照，然後又拿出一個厚厚的筆記本當起記錄員來。
見大家不知道說什麼，陳誌國就直接問為什麼村裏會作出不準脫衣舞團進村的決議。
兩位姓李的村幹部相互禮讓了一下，大李主任就說，這都是村民們辦婚喪紅白喜事引起的，原來，隻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吃飯打打牌，從前兩年開始，不知從哪裏興起來的，不少人家辦紅白喜事，就請了脫衣舞團來表演，這樣，當然比以前熱鬧了不少，參加的人更多，湊的份子錢也更多。可是，這卻把村裏的一些年輕人帶壞了，有幾個年輕哥哥成天遊手好閑，幹了一些見不得人的醜事。最不能容忍的，是對小孩子們的影響惡劣。今年過年期間，村裏居然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偷了家裏的錢去縣裏嫖妓。這件事終於讓大家都受不了了，於是，在學鄧州經驗試點時，首先由村代會和黨代會聯合作出的三個決議中，大家就一致作出了不準脫衣舞團進村的決議。
從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中，陳誌國得到了一個啟示：農村的公共文化建設，必須要和農民的日常生活與日常生產相融合、相聯結，它必須是一種從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成長出來的生活化的文化建設方式。這樣培育出來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才是紮根於村民內心的公共文化。
陳誌國又問了幾個關於農村婚姻觀和家庭觀的問題。村民們倒也很感興趣，大家七嘴八舌地說了起來。
突然，小李支書問：陳書記，為什麼咱們村裏的帳號要鄉裏管呀？這事，大多數村民都想不通。我也提了好幾次意見了，可是，鄉裏和縣裏都說這是上麵定的，不能改。可能是我的水平太低，始終搞不清這個道理。
這個問題，表麵上是村級財務管理中的一個技術問題，其實是村務民主化的一個政治大問題。以前，各村的公共財產都是由各村自管。改革開放後，因為土地承包，集體經濟迅速減少，集體組織的聯結作用也大幅度弱化，許多村已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為了幫助各村的公共財務管理，同時加強對村幹部侵吞集體財產的監督，在國家主管部門的倡導下，許多地方便實行了“村財鄉管，村帳站管”的管理模式，即村裏的財產由鄉政府直接管理和監督，村裏的會計帳務由鄉經管站的會計統一做帳。這樣，雖然加強了政府對村級集體財產的行政監督，對保護村級集體財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卻無形中剝奪了村民的財產自決權，還給鄉鎮腐敗留下了操作空間。陳誌國對這個做法是一直有不同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