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西漸中林語堂價值之“再批判”
文學評論
作者：袁文平
摘 要：林語堂的道家思想於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形成，又與他個人獨特的文化身份息息相關。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別是東學西漸的過程中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20世紀林語堂在海外，用英語介紹中國道家文化具有其特殊的意義。
關鍵詞：林語堂；道家思想；東學西漸
[中圖分類號]： I206.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6-0-01
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下半葉，西方的社會、經濟飛速發展，西方文明釋放出了巨大的文化創造力，由美洲而亞洲，來到了古老的中華帝國大門口。西學東漸不僅成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主潮，而且也是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趨向。
與此相比，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趨向——東學西漸則顯得相當微弱。20世紀以來，一些西方漢學家、外國和中國作家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林語堂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林語堂八十壽辰，收到的最滿意的壽禮，是曾虛白送給他的一幅字：“謝謝你把源深的中國文化通俗化了介紹給世界。”這句話概括了對林語堂後半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做的貢獻。
一、林語堂道家思想的客觀性飽受爭議
有學者認為，林語堂所寫的中國已經失去了中國的本質，不再是民族意義上的中國。特別是《京華煙雲》一書，總是在生活的細節上給人不夠真實的感覺，更像是把一個別處發生的故事移接到中國社會的背景下。徐訏就認為林語堂的小說創作缺乏真實感。在90年代西方後殖民理論的影響下，不少研究者更是認為林語堂創造的中國形象，是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審美期待，按照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想象而創造出來的“假想的中國”。
林語堂的小說在文化上搖擺不定和缺乏生活真實性的原因，主要是他接受中國傳統文化道路是曲折的，而他兼有中西兩種文化而難免在對兩種文化的吸收與運用上有激烈的矛盾與衝突。林語堂的一生受到了多種文化的熏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西方，但他始終保持了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本性，他所推崇道家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學，近情疏理的處世之道，都源於他的中國文化本性。林語堂難免會以西方文化角度去評判中國文化，帶有自己的價值評價，但更多的是以西方民族的價值觀作為參照，來認識和評價自己的民族價值觀。
林語堂充分認識到了東西文化的差異，他說：“中國重實踐，西方重推理。中國重近情，西人重邏輯。中國哲學重安身立命，西人重客觀的了解與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國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觀的真理。中國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1]而恰恰是因為林語堂的平和的心態、客觀的立場，才使得他能夠更自由的選擇和評價中國文化，他選擇的道家思想，也彌補了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過程中缺少的一環。
林語堂遭遇這種批評的原因主要是：他是一個中國人，寫的是中國的人和生活，但是在國外寫的，用的是英語，而且長期以來，一直遭受到中國主流文學的排斥與批判。林語堂在2、30年代因為遊離於社會主流思潮之外，逃避了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專注於文學的藝術性而受到了左翼作家的強烈攻擊。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攻擊並不是針對於林語堂創作的文本本身，也不是分析與研究作品的內在結構與藝術性，而是針對他本人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所以林語堂不是“東方主義”的自我表演，而是依據自己的聰慧和理解向西方展示了更自由的中國道家思想。
二、林語堂的英語寫作有益於道家思想和中國形象的傳播
道家的經典著作，如《道德經》、《莊子》，就是今天的讀者讀起來，也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更何況是有語言和文化背景障礙的外國讀者。林語堂用英語創作的《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英語小說《京華煙雲》等，讓中國道家經典以通俗而且更容易被接受的形式，出現在西方讀者的眼前。林語堂不是單純的再現道家經典，而是用現代的思想和語言去解讀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