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成功的老板們並不拒絕接受有關部門的具體指導。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往往要通過各級主管部門的具體管理來實現。對於主管部門向自己下達的各項生產計劃指標、措施，他們通常在心領神會之餘，根據自身及市場的狀況，恰到好處地執行。
優秀的商家老板不僅非常熟悉國家以及有關部門的有關方針，而且針對領會政策變動的精神、原因以及趨勢，並以此來具體指導自己的經濟活動。
正的商家老板們不僅關心影響政策決策，使政策向有利於自己的方麵傾斜；而且，即使有關方針政策並不盡如人意的時候，他們也能做到應付自如，遊刃有餘。
但是，精明的商家老板們決不會守株待兔一般坐等國家各項政策的出台，他們會以自身的行動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因此，許多商家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彙報企業的生產經營、銷售盈利情況，保持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之間的信息渠道暢通。
大家都很清楚：政府製定的許多政策都是以基層（企業）的情況為依據的。企業的良性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政策支持與扶植。國家大政策，對於商家老板來講，自然是利益攸關。但是，也有不少商界投機人士無視國家政策，甚至熱衷於鑽國家政策的“空子”，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有些老板熱衷於從事效益高，來得快的生意，比如房地產業。但由於缺乏對國家大政策的預見和理解，往往吃不懂政策的虧而元氣大傷。1988年全國治理整頓，政府又三令五申停建樓堂館所，不少投資房地產開發業的老板麵對被迫停建的建築而痛心不已，無所作為。
在這些商人中，被稱為“商界奇才”的福海集團董事長羅忠福就與眾不同。他在治理整頓的政策確定以後，早已從早期的房地產業轉向長線投資的旅遊業，以短養長，獲得了長期的利益。
羅忠福坦言說：“中國沒有百分之百的商人。我用50%的時間研究政治，30%的時間麵對各種社會關係，剩下20%的時間考慮商業上的事情。”用一半時間研究政治的中國首富——羅忠福，不僅擔任珠海市總商會會長，還是珠海市政協副主席，各種社會職務有十幾種。而這一切，無不對他所經營的商業活動大有裨益。
羅忠福的成功經驗一再提醒我們：中國沒有百分之百的商人，商人也要講政治。
這一切無不根源於他對國家政策的深刻把握。羅忠福說：“無論在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我都不可能今天短短幾年，增值千倍的奇跡。我的公司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裏成長的。要說我有過人之處，那就是我比別人更會利用政策。”
在生意場上，利用政策則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國家政策、法令法規是一個企業生長的最基本的環境要素，它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指明了大方向，忽視這一方向便要碰壁，便會招致落後。
利用政府政策所造成的良好氛圍和發展趨勢，特別是向人心所向的發展方向靠攏，益處多多。
比如垃圾成山是現代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頭疼事，對於那些拋入垃圾場的垃圾，政府多無良策。
而溫州市偉明環保工程公司董事長項光明，是國內由民營企業投資搞垃圾焚燒發電工程第一人。
項光明搞的垃圾處理工程解決了政府的心病，理所當然地贏得了政府的支持，可望不久便會成為贏利企業。而且，政府給予該項目種種優惠，也是其他行業比不了的。此舉可以說是借了政策的東風，得了民心的便宜。
有的政策，直接為我們提供了在某一方麵成功的機遇，經濟政策最為明顯。一係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策不斷出台，為那些善於競爭、有開拓創新意識、有市場頭腦的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例如，國家政策允許炒股票，一些人就抓住這個機遇，在股票的炒作中成為先富者；國家政策允許“下海”經商，一些原來有經濟頭腦的人，在“下海”中捕到了“大魚”。
在一定意義上說，每個商家都生活在黨和國家的政策之下，這對許多人來說，就是得天獨厚的機遇。對這樣重要的機遇，不可輕視，更不可輕易錯過。
對中國而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第一代超級富豪的出現，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奇跡，倒不如說是一個政策奇跡。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先富起來的商人，無不深知過去的成功靠的是機遇和市場的不完善。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個艱難的曆程。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要想保持企業的競爭趨勢，必須轉變創業初期的經營之道。這就需要在進一步了解日趨完善的各項市場經濟的法律以及相關政策的前提下，逐步調整自己的經營行為。
從積極的方麵說，國家政策決定了哪些經營活動是合法的，哪些經營活動是非法的，哪些經營活動可以賺錢，哪些經營活動無利可圖，這就在大環境上限定和指明了商家的經營範圍和活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