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李東生和農場的許多知青一起去馬安公社參加高考。走進久違的校園，李東生既激動又緊張。考試科目是數學、語文、政治、理化4門，英文隻作為參考。第一天上午數學考試李東生由於過於緊張，考得不理想，這讓他非常沮喪，在當地另外一個知青農場、和他一起參加考試的中學同學朱楚豪在午餐的時候鼓勵他堅持下去。想到機會如此難得，自己又是個絕不輕易放棄的人，所以李東生仍然堅持考完了其他幾門，而且越考越順。
結果出來，李東生理化成績名列全縣第一。他當年所在農場的50多個知青中，除了李東生，還有兩個知青考上了中專，其中一位就是和他一起夜宿工地茅棚讀書的場友。他那位同學朱楚豪也如願考上了廣州醫學院。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憑借出眾的理化成績，李東生如願以償地被第一誌願學校華南工學院（現名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技術專業錄取，據說他是當年該專業錄取分數全校最高的人。與此同時，一批日後陸續登上中國商業舞台的明星大腕，也拿到了各自的錄取通知書，比如馬蔚華、張征宇、段永基、黃鳴、顧雛軍……重新恢複高考製度，讓這群滿懷抱負卻又報國無門的青年們有了進入大學殿堂深造的機會，也為他們將來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叱吒風雲埋下了伏筆。
若幹年後，李東生看到一部名為《高考1977》的電影，聽著電影中的畫外音——“那是一個老人、一個智者，叫醒我們，他說，孩子們，走，我們讀書去……”。想起那些青蔥歲月，想起當年高考時的艱辛，再想起文老師、高老師和主動到家裏給同學們補習數學的宋世銘老師，李東生不禁潸然淚下。
1978年春天，李東生來到廣州。在這個中國南部最大的城市，李東生明顯感到了春天的氣息，木棉花肆意綻放，像每一個前來報道的學生的笑臉般燦爛。然而，更讓李東生感到欣喜的是，“文革”和“兩個凡是”已成曆史，鄧小平的複出和中央一係列政策方針的製定，給這個已經走了漫長曲折道路的國家重新帶來了希望。科學技術成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知識分子不再是“臭老九”，那個名為陳景潤的數學家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和偶像。李東生和他的同學也不例外，不少人都立下了要當科學家的宏偉誌向，想當陳景潤第二，希望能在學術造詣上有所成就。
盡管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尚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起步階段，未來之路並不十分明朗，但是李東生和他的同學卻有一個共識：珍惜機會，努力學習，將來肯定能派上用場。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裏，他們沒有自暴自棄，正是靠這個信念，如今曙光初現，更要發憤圖強，奮起直追。
宿舍、課堂、圖書館、食堂，四點一線，基本沒有課餘活動，大家都把時間用在了學習上。當時，校園裏有一個專門放電影的場所，一周放兩次電影。每到放電影的日子，很喜歡看電影的李東生總要糾結半天，基本上一個月才去看一兩次。這樣的大學生活現在看來幾乎不可想象，可李東生們就是這樣上的大學。更為重要的是，李東生們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他們通過報紙、廣播等不同途徑，密切關注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巨變，長期閉塞的心竅也日益活絡，談論的話題已經不再局限於書本和科研。
伯樂與千裏馬
有關中國的變化，《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鬆永二日1979年的觀察有著局外人的清醒和精準：“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些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對外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1979年4月，在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上，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鄧小平對這個極富新意的設想十分感興趣，並親自將這些即將設立的貿易合作區命名為特區。鄧小平還對習仲勳說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中央沒錢，給些政策，你們自己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這次會議之後，中央果然雷厲風行，放寬對外貿易的限製，對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給予特殊政策。一年之後，又是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正式成為經濟特區。由於廣東地區獲得機會“去殺出一條血路”，加上當時廣東省的政府領導相當開明，千軍萬馬都開始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急奔。